张晓唯:顾颉刚日记对钱穆的“全纪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 次 更新时间:2019-06-17 13: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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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 (进入专栏)  

  

   在中国史学界,“古史辨”派顾颉刚提携当年苏锡常一带乡间教师钱穆(宾四)进入北平高等学府任教,使之跻身学术前沿一事,已经传扬颇广,近而演绎为现代学界“伯乐识良马”的爱才美谈。晚年钱穆作《师友杂忆》,亦念念不忘知遇之感,如实记述,情致款款,不过,限于体例,对于二人交往未作详述。近年面世的顾颉刚日记和书信集,涉及钱宾四的内容颇有可观,浏览之下,感觉那也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既映衬出人心微妙,也观照了时代沧桑。

  

  

   顾颉刚与钱穆均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年龄相差三岁。顾颉刚出身苏州累代书香之家,早岁考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得以亲炙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顾孟余等一辈学人,更得五四新文化风气之先,另辟疑古辨古途辙,俨然史学新锐,令傅斯年(孟真)等同窗一度艳羡不已。钱穆生长于无锡乡下七房桥,其父虽为秀才,然家境贫寒,读至中学即辍学,辗转多处任中小学教师达十六、七年之久。得益于江南民间浓郁的传统人文环境,更凭借自身禀赋与毅力,宾四在国学领域渐露头角,声闻遐迩,以至引起胡适、顾颉刚师徒关注。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印行,酝酿数年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不胫而走,卷首“自序”,顾颉刚“下笔不能自休”,详尽告白辩论古史问题的缘起和方法,申明: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心目中没有偶像,虽然存在“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热情打出一个学问的地位来吗!”就在人们怀疑与肯定的激烈论辨中,顾氏成了“旋涡里的中心”,骤享盛名。他在1929年4月15日日记中写道:“近日常闻誉语,有谓我重开吴派者,有谓我视适之先生为青出于蓝者,有谓我为苏州人争面子者,有谓国学分三派,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者。”

  

   对于名位,顾颉刚内心比较冷静,其同月24日日记载曰:“近来有一感觉,许多人对我不是捧我,便是忌我,捧我者为名位在我之下之人,忌我者为名位在我之上或与我相齐之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做一班下级人的领袖,便是给上级人打倒了。其实真冤枉,我不想夺取他人之地位,亦不想作青年领袖也。”对于颉刚的内心纠结,他的燕京大学同事洪业(煨莲)为之作过一番分析:“许多人反对你,有三故,为胡适之弟子,反胡者即反顾,一也。你自己的冤家,如鲁迅等,常为你宣传,二也。在学问上,你自己打出一条新路,给人以不快,三也。”(顾颉刚日记1931年3月14日,以下简称日记)然而,声名总在争议中远播,据郑振铎告知,“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日记1931年9月9日)顾氏闻言,亦感意外。可是一般社会对于所谓“名流”的认知,大抵如此。这便是顾颉刚结识钱穆前后的社会境况。

  

   据钱穆忆述:在苏州中学任教期间,顾颉刚前来造访,此时顾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职北平燕京大学,返乡小住。钱回访,顾提议应结束中学教职,到大学教历史,举荐其去中山大学,并嘱为《燕京学报》撰稿。“余与颉刚初识仅此两 面”。(《师友杂忆·苏州省立中学》)顾颉刚日记中最早出现有关钱穆的记载是在1929年4月23日,钱宾四、王以中等在城中饭店宴请顾颉刚,此前顾曾到苏州中学演讲,题为“对于苏州人的希望”。7月22日顾“到草桥中学,访钱宾四、王以中,略谈。”其后并无关于钱穆的记述,至1930年3月中旬,顾连日“看钱宾四《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未应聘中山大学教职,却寄来上述年谱稿,以回应顾氏嘱托。

  

   6月中下旬,顾颉刚先后“写宾四快信”,“在芝生(冯友兰)处拟致宾四电报。”三日后“得宾四电,决就燕大。”颉刚推荐宾四担任燕京大学讲师一事已然办妥。看来,稍后被胡适赞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全了此番好事。其实,钱穆作此谱,意在打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对今文经学的迷妄,这恰与顾氏观点相左。钱穆称“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师友杂忆·北平燕京大学》)学界中人赞誉顾颉刚“气魄大”,诚非虚言。

  

   9月初,钱穆到校,顾氏日记中“宾四来”,“到达园,访宾四”,“留宾四及(郭)绍虞饭,饭后与宾四到希白(容庚)处”之类记载明显增多。顾颉刚陪同钱穆谒见校长吴雷川,后来又一同入城拜访胡适。实则,顾、钱之间尚属初交,钱穆如此描述这位乡友:“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汨汨不休,对宾客呐呐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同上)这里的“其家如市,谒者不绝”,大概透露了颉刚当年风头之健,以致有稔熟者私下斥其“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可是颉刚心向学术,他曾问询:“郭沫若之著作何其多”?答:“无杂事,可专心”。他坦承“此言殊刺我心”。(日记1932年11月14日)正因如此,他对一心治学且学有所成的钱穆倍加呵护。

  

   这一时期,顾颉刚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引起学界热评。胡适不以为然,称“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钱穆写成评论文章交予顾颉刚,顾阅后作跋谓:“钱宾四先生写好了这篇文字,承他的厚意,先送给我读,至感。他在这篇文中劝我研究古史不要引用今文家的学说,意思自然很好,但我对于清代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随后,钱、顾二人又加写各执己见的按语,交《大公报》副刊发表,顾后将此文收入《古史辫》第五册。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刘歆不可能编造群经,他忆述:北平“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可是,顾颉刚固守己见,其后又相继撰写《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仍旧坚持原来立场。

  


   钱穆在燕京授课不及一年即辞职求去,顾颉刚不曾挽留,却另有考虑。作为国学教师,在教会大学里不免感觉环境逼仄,诸多不适,加之宾四不通外语,生活细节上亦不无尴尬。即使顾颉刚供职于燕京,也每每遭友人奚落,傅斯年即曾来函质问:“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可见当时的认知氛围。1931年夏,钱穆接获北京大学聘书,后又收到清华大学的兼课邀请,他知道“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如果说,钱穆任教燕京,还带有“观场”或试用意味,那么他在北大十年的教授生涯,则基本奠定了其在学界的应有地位,其始作俑者乃顾颉刚。

  

   在北大历史系,钱穆开设了“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还主讲选修课“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竟至独自担任“中国通史”课程。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开始到北大兼课,二人过从频密。顾氏日记即不时出现“与芝生访宾四”、“与宾四到清华,访蒋廷黻”、“宾四来,留宿,谈至十一时”等记载。1931年10月18日,钱穆、张一贯夫妇设宴答谢顾颉刚、殷履安夫妇等,顾、钱二人始建通家之好。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对于钱穆的作品始终关注,甚至不无依赖,如“抄宾四文人笔记”,“到海淀,抄宾四《战国系年通表》”,“抄宾四文入《东壁书·评论》”,“看宾四《三苗疆域考》”,“抄宾四《汉魏史目录》”,“看宾四所作《再论〈老子〉成书年代》”,“抄宾四《周官著作时代考》中一段入《古史辨》”,“看宾四《诸子考辨》”,“看宾四《国学概论》,至夜十一时许”……颉刚赞叹:“宾四《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读之甚羡,安得我亦有此一部书耶?”(日记1939年7月2日)

  

   钱穆在北大最终“交恶”胡适、傅斯年一派,缘于对新文化运动不认同,他抵触五四以来“疑古成风”,却能与顾颉刚友善相处,世人不免费解。且看他的解释:“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师友杂忆·北京大学》)晚年宾四维护颉刚之意图明显,显示二人确乎“仍同一线”。

  

   三十年代前期的北平,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于燕京,北大则有陶希圣主办的“食货”学会,分别编印刊物,风行一时。钱穆与顾颉刚、徐炳昶、唐兰、谭其骧等七人出任禹贡学会理事。1935年8月21日,陶希圣访顾颉刚,“武昌亚新地学社拟办一史学杂志,希圣意以食货禹贡两学会作基础,而伸张于制度史思想史方面,拟由宾四主编。”可知时人对钱穆之青睐。在民族危难深重之际,顾、钱二人列名爱国反日宣言,傅斯年戏讽其为“中年失节”。“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被日伪列入黑名单,匆匆辞离北平,行前托付所管各事,“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西山)、赵肖甫”。岂知这便是四十年代初顾氏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的骨干班底。

  

  

   1939年深秋,顾颉刚结束西北之行,到昆明就任云南大学教授,与已在西南联大的钱穆再度聚首。然而席不暇暖,仅仅半年,顾便接受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邀请,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并邀钱同往,宾四应允。颉刚素患失眠症,因春城地处高原,病状加重,而齐鲁国学所,实为他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协商得款而建,可谓其独立运作之学术机构。钱穆与颉刚同进退,肯于放弃北大教职,表面理由是“适北大历史系同学同来联大者,至是已全部毕业”,其实另有隐衷。《顾颉刚书信集》收录致钱穆函仅两通,均写于齐鲁国学所时期。

  

   1940年5月底,顾函促宾四如约来齐鲁,内称:“兄去年在滇目睹罗(常培)、郑(天挺)诸氏之纵横捭阖,情不自安,弟以此间事相商,惠然见许。……现在郑氏已为联大总务长,罗氏正谋攫文学院长,虽忠顺如(魏)建功且不能不受排挤而去,何况兄之早被目为怪物者耶?”“我辈交情不薄,……此间规模固小,然不卷入政潮,同人各致力于所学,亦不会播弄政客手腕。为学术前途计,为我辈安心治学计,则舍名取实,固强于国立学校十倍矣。”(《顾书信集》卷三)可知人事纠葛应是钱穆离开北大的主因。当年,姚从吾曾致函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希望设法挽留宾四,终无下文。

  

顾颉刚独力操办齐鲁国学研究所,最初雄心勃勃,拟邀聘汤用彤、吕思勉(诚之)和侯仁之,“如能成事,则加上宾四,研究所中真人才济济矣”。可是如此一来,不免开罪于主持燕京大学研究所的洪煨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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