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顾颉刚日记对钱穆的“全纪录”

挑选字号:   本文共阅览 689 次 更新时刻:2019-06-17 13: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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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 (进入专栏)  

  

   在我国史学界,“古史辨”派顾颉刚提拔当年苏锡常一带乡间教师钱穆(宾四)进入北平高等学府任教,使之跻身学术前沿一事,现已颂扬颇广,近而演绎为现代学界“伯乐识良马”的爱才美谈。晚年钱穆作《师友杂忆》,亦记忆犹新知遇之感,照实记叙,情致款款,不过,限于编制,关于二人往来未作胪陈。近年问世的顾颉刚日记和书信集,触及钱宾四的内容颇有可观,阅览之下,感觉那也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既衬托出人心奇妙,也观照了年代沧桑。

  

  

   顾颉刚与钱穆均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年纪相差三岁。顾颉刚身世姑苏累代书香之家,早岁考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得以亲炙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顾孟余等一辈学人,更得五四新文化习尚之先,另辟疑古辨古途辙,俨然史学新锐,令傅斯年(孟真)等同窗一度艳羡不已。钱穆生善于无锡乡间七房桥,其父虽为秀才,然家境贫寒,读至中学即停学,曲折多处任中小学教师达十六、七年之久。得益于江南民间浓郁的传统人文环境,更凭仗本身禀赋与意志,宾四在国学范畴渐露头角,声闻遐迩,致使引起胡适、顾颉刚师徒重视。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印行,酝酿数年的“层累地形成的古史观”迅速传达,卷首“自序”,顾颉刚“着笔不能自休”,翔实表白争辩古史问题的缘起和办法,声明:我是一个初进学识界的人,心目中没有偶像,尽管存在“知识的不充足和办法的不熟练”,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热心打出一个学识的位置来吗!”就在人们置疑与必定的剧烈论辨中,顾氏成了“旋涡里的中心”,骤享盛名。他在1929年4月15日日记中写道:“近日常闻誉语,有谓我重开吴派者,有谓我视适之先生为后来居上者,有谓我为姑苏人争体面者,有谓国学分三派,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者。”

  

   关于名位,顾颉刚心里比较镇定,其同月24日日记载曰:“近来有一感觉,许多人对我不是捧我,就是忌我,捧我者为名位在我之下之人,忌我者为名位在我之上或与我相齐之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做一班下级人的首领,就是给上级人打倒了。其实真委屈,我不想攫取别人之位置,亦不想作青年首领也。”关于颉刚的心里纠结,他的燕京大学搭档洪业(煨莲)为之作过一番剖析:“许多人对立你,有三故,为胡适之弟子,反胡者即反顾,一也。你自己的冤家,如鲁迅等,常为你宣扬,二也。在学识上,你自己打出一条新路,给人以不快,三也。”(顾颉刚日记1931年3月14日,以下简称日记)但是,声名总在争议中远播,据郑振铎奉告,“沪上谣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日记1931年9月9日)顾氏闻言,亦感意外。但是一般社会关于所谓“名人”的认知,大略如此。这就是顾颉刚结识钱穆前后的社会境况。

  

   据钱穆忆述:在姑苏中学任教期间,顾颉刚前来访问,此刻顾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职北平燕京大学,返乡小住。钱回访,顾提议应完毕中学教职,到大学教前史,引荐其去中山大学,并嘱为《燕京学报》撰稿。“余与颉刚初识仅此两 面”。(《师友杂忆·姑苏省立中学》)顾颉刚日记中最早呈现有关钱穆的记载是在1929年4月23日,钱宾四、王以中等在城中饭馆请客顾颉刚,此前顾曾到姑苏中学讲演,题为“关于姑苏人的期望”。7月22日顾“到草桥中学,访钱宾四、王以中,略谈。”这以后并无关于钱穆的记叙,至1930年3月中旬,顾连日“看钱宾四《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未应聘中山大学教职,却寄来上述年谱稿,以回应顾氏嘱托。

  

   6月中下旬,顾颉刚先后“写宾四快信”,“在芝生(冯友兰)处拟致宾四电报。”三日后“得宾四电,决就燕大。”颉刚引荐宾四担任燕京大学讲师一事已然办好。看来,稍后被胡适赞为“一大著作,见地与编制都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满足了此番功德。其实,钱穆作此谱,意在打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对今文经学的迷妄,这恰与顾氏观念相左。钱穆称“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引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襟,尤为余特所赏识。”(《师友杂忆·北平燕京大学》)学界中人赞誉顾颉刚“气势大”,诚非虚言。

  

   9月初,钱穆到校,顾氏日记中“宾四来”,“抵达园,访宾四”,“留宾四及(郭)绍虞饭,饭后与宾四到希白(容庚)处”之类记载显着增多。顾颉刚伴随钱穆拜见校长吴雷川,后来又一起入城访问胡适。实则,顾、钱之间尚属初交,钱穆如此描绘这位乡友:“其家如市,来谒者不停。……来宾纷至,颉刚善于文,而拙于白话,着笔千言,汨汨不休,对来宾呐呐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然待情面厚,满腔热枕,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同上)这儿的“其家如市,谒者不停”,大约透露了颉刚当年风头之健,致使有稔熟者暗里斥其“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但是颉刚心向学术,他曾问询:“郭沫若之著作何其多”?答:“无杂事,可专注”。他坦承“此言殊刺我心”。(日记1932年11月14日)正因如此,他对专心治学且学有所成的钱穆倍加呵护。

  

   这一时期,顾颉刚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前史》,引起学界热评。胡适不以为然,称“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行晓”。钱穆写成谈论文章交予顾颉刚,顾阅后作跋谓:“钱宾四先生写好了这篇文字,承他的厚意,先送给我读,至感。他在这篇文中劝我研讨古史不要引证今文家的学说,意思天然很好,但我关于清代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崇奉,也不是信任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信任他们的前史考证。……他们揭露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随后,钱、顾二人又加写各执己见的按语,交《大公报》副刊宣布,顾后将此文收入《古史辫》第五册。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确定刘歆不行能假造群经,他忆述:北平“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但是,顾颉刚坚守己见,这以后又相继编撰《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依旧坚持本来态度。

  


   钱穆在燕京授课不及一年即辞去职务求去,顾颉刚不曾款留,却还有考虑。作为国学教师,在教会大学里难免感觉环境逼仄,许多不适,加之宾四不通外语,日子细节上亦不无为难。即便顾颉刚供职于燕京,也常常遭友人奚落,傅斯年即曾来函责问:“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预备乎?”可见其时的认知气氛。1931年夏,钱穆接获北京大学聘书,后又收到清华大学的兼课约请,他知道“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两边已先洽定也”。如果说,钱穆任教燕京,还带有“观场”或试用意味,那么他在北大十年的教授生计,则根本奠定了其在学界的应有位置,其始作俑者乃顾颉刚。

  

   在北大前史系,钱穆开设了“我国上古史”、“秦汉史”,还主讲选修课“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竟至单独担任“我国通史”课程。简直与此同时,顾颉刚开始到北大兼课,二人过从频密。顾氏日记即不时呈现“与芝生访宾四”、“与宾四到清华,访蒋廷黻”、“宾四来,过夜,谈至十一时”等记载。1931年10月18日,钱穆、张一向配偶设宴答谢顾颉刚、殷履安配偶等,顾、钱二人始建通家之好。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关于钱穆的著作一直重视,乃至不无依靠,如“抄宾四文人笔记”,“到海淀,抄宾四《战国系年通表》”,“抄宾四文入《东壁书·谈论》”,“看宾四《三苗边境考》”,“抄宾四《汉魏史目录》”,“看宾四所作《再论〈老子〉成书年代》”,“抄宾四《周官著作年代考》中一段入《古史辨》”,“看宾四《诸子考辨》”,“看宾四《国学概论》,至夜十一时许”……颉刚赞赏:“宾四《诸子系年》作得十分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读之甚羡,安得我亦有此一部书耶?”(日记1939年7月2日)

  

   钱穆在北大终究“交恶”胡适、傅斯年一派,缘于对新文化运动不认同,他冲突五四以来“疑古成风”,却能与顾颉刚友善共处,世人难免隐晦。且看他的解说:“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辩,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肯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力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师友杂忆·北京大学》)晚年宾四保护颉刚之意图显着,显现二人确乎“仍同一线”。

  

   三十年代前期的北平,顾颉刚兴办“禹贡”学会于燕京,北大则有陶希圣主办的“食货”学会,别离编印刊物,风靡一时。钱穆与顾颉刚、徐炳昶、唐兰、谭其骧等七人出任禹贡学会理事。1935年8月21日,陶希圣访顾颉刚,“武昌亚新地学社拟办一史学杂志,希圣意以食货禹贡两学会作根底,而蔓延于准则史思维史方面,拟由宾四主编。”可知时人对钱穆之喜爱。在民族危险深重之际,顾、钱二人列名爱国反日宣言,傅斯年戏讽其为“中年失节”。“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被日伪列入黑名单,仓促辞离北平,行前托付所管各事,“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西山)、赵肖甫”。岂知这就是四十年代初顾氏掌管齐鲁国学研讨所的主干班底。

  

  

   1939年深秋,顾颉刚完毕西北之行,到昆明就任云南大学教授,与已在西南联大的钱穆再度聚首。但是席不暇暖,只是半年,顾便承受内迁成都的齐鲁大校园长刘书铭约请,出任国学研讨所主任,并邀钱同往,宾四答应。颉刚素患失眠症,因春城地处高原,病状加剧,而齐鲁国学所,实为他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洽谈得款而建,可谓其独立运作之学术组织。钱穆与颉刚同进退,肯于抛弃北大教职,外表理由是“适北大前史系同学同来联大者,至是已悉数结业”,其实还有隐私。《顾颉刚书信集》录入致钱穆函仅两通,均写于齐鲁国学所时期。

  

   1940年5月底,顾函促宾四践约来齐鲁,内称:“兄去年在滇目击罗(常培)、郑(天挺)诸氏之纵横捭阖,情不自安,弟以此间事相商,惠然见许。……现在郑氏已为联大总务长,罗氏正谋攫文学院长,虽忠顺如(魏)建功且不能不受架空而去,况且兄之早被目为怪物者耶?”“我辈友谊不薄,……此间规划固小,然不卷进政潮,同人各致力于所学,亦不会播弄政客手腕。为学术出路计,为我辈安心治学计,则舍名取实,固强于国立校园十倍矣。”(《顾书信集》卷三)可知人事纠葛应是钱穆脱离北大的主因。当年,姚从吾曾致函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期望设法款留宾四,终无下文。

  

顾颉刚独力筹办齐鲁国学研讨所,开始雄心壮志,拟邀聘汤用彤、吕思勉(诚之)和侯仁之,“如能成事,则加上宾四,研讨所中真人才辈出矣”。但是如此一来,难免开脱于掌管燕京大学研讨所的洪煨莲,(点击此处阅览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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