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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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钱穆  

余英时  

  

海滨回忆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

愧负其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时,入眠今后突得台北长途电话,惊悉钱宾四师去世。沉痛之余,心潮汹涌,我马上打电话到钱府,但钱师母不在家中,电话没有人接、所以我至今还不非常清楚钱先生(我一直是这样称号他的,现在仍然只要用这三个字才干表达我对他的实在情感)去世的概况,不过我先后得到台北记者的电话已不下四五起,都说他是在很慈祥的状况下遽然去的,这正是我国人一贯所说的“无疾而终”。这一点至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本年七月,我回到台北参与“中央研讨院”的会议,会后曾第一次到钱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问安。想不到这竟是最终一次见到他了,走笔至此忍不住眼泪落在纸上。

  

   最近十几年,我大约每年都有时机去台北一两次,大都是特地,但有时是路过。而每次到台北,不管行程怎样匆促,钱先生是我必定要去拜谒的。这并不是出于尘俗的礼貌,而是为一种特别的情感所唆使。咱们师生之间的情感是特别的,由于它是在祸患中建立起来的;四十年来,这种情感已很难再用“师生”两个字阐明它的内容了。但最近两三年来,我的确感到钱先生的精力一次比一次差。本年七月初的一次,我现已不敢说他是否还知道我了。可是他的身体状况至少表面上还没大改动。所以他的遽然去世对我仍是一件难以承受的事。

  

   我关于钱先生的思念,绝不是短短一两篇,乃至三五篇“去世留念”那种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达得出来的,并且我也绝不能写那样的文字来亵渎我对他老人家的爱戴之情。所以我现在权且回想我开端知道他的几个片断,为咱们之间四十年的师生友情留下一点最实在的见证,一起也稍稍发抒一下我此刻的哀痛。今后我期望有时机写一系列文字来介绍他的思维和生平,但那有必要在我的心情彻底平复今后才干着笔。

  

   我在前面所引的诗是我五年曾经恭喜钱先生九十岁生日的四首律诗的最终一首,说的正是咱们在香港的那一段年月。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刚刚从北京到香港,那时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我开端从北京到香港,自以为仅仅短期省亲,很快就会回去的。可是到了香港今后,父亲告诉我钱先生刚刚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要我去跟钱先生念书。我还清楚地记住父亲带我去新亚的景象。钱先生虽然在我国是望重一时的学者,并且我早就读过他的《国史大纲》和《我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曾在燕大图书馆中参阅过《先秦诸子系年》,可是他在香港却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其时新亚书院草创,学生总共不超越二十人,并且绝大大都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年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划,校舍粗陋得不成姿态,图书馆则底子不存在:整个校园的办公室仅仅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悉数空间。咱们在长桌的一边坐定不久,钱先生便出来了。我父亲和他已见过面。他们开端问寒问暖了几句。钱先生知道我乐意从燕京转来新亚,便问问我曾经的读书状况。他说新亚草创,只要一年级。我转学便算从二年级的下学期开端,但有必要通过一次考试,要我第二天来考。我去考试时,钱先生亲自出来掌管,但并没有给我考题,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阅历和自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今后,钱先生不光当场看了我的中文试卷,并且接着又看我的英文试卷。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钱先生是彻底靠自修成功的,并没有遭到完好的现代教育、他怎样也会看英文呢?我心中难免在问。很多年今后,我才知道他在写完《国史大纲》今后,曾自修过一年多的英文,但其时我是不知道的。阅卷之后,钱先生面带微笑,这样我便被选取了,成为新亚书院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这是我成为他的学生的悉数进程。现在回想起,这是我终身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由于钱先生的弟子虽然遍全国,可是从面试、命题、书面考试、阅卷到选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或许我是仅有的一个。

  

   钱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形象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特别是双目炯炯,如同把你的心都照亮了。一起还有一个感觉,便是他是一个非常严厉、正襟危坐的人。可是这个感觉是彻底过错的,不过比及我发现这个过错,那已是一两年今后的事了。

  

   其时新亚学生很少,而程度则良莠不齐。在国学涵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比我还差的也大有人在。因而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费劲的,由于他有必要尽量姑息学生的程度。我信任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混为一谈。我个人遭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讲堂之外。他给我的严厉形象,开端使我有点敬而远之。后来由于新亚师生人数很少,常常有同乐聚会,像个大家庭相同,慢慢地师生之间便熟起来了。熟了今后,我偶然也到他的房间里边去讨教他一些问题,这样我才发现他真是“即之也温”的典型。而后来我父亲也在新亚兼任一门西洋史,他常常和咱们一家人或去和平山顶或去石澳海滨坐茶馆,并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这便是上面所引诗中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了。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爱好,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由于两人棋力持平。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辅导一盘,如同我从来没有赢过。

  

   这样浑然一体今后,我对钱先生的知道便彻底不同了。他原本是一个爱情非常丰厚而又深沉的人。可是他终究有儒学的素质,在大都状况下,都能够以理驭情,适可而止。我只记住有一次他的情感没有彻底操控好,那是咱们一家人请他同去看一场电影,是关于亲子之情的片子。散场今后,咱们都留意到他的眼睛是湿润的。不用说,他不光受了剧情的感染,并且又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思念着留在大陆的子女。但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爱戴。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峻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过。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分,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如同新亚书院满是空的。

  

   我跟钱先生熟了今后,真能够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乃至互相偶然诙谐一下也是有的。可是他的庄严永久是在那里的,使你不行能有一分钟忘掉。但这绝不是教师的架子,绝不是常识学识的高傲,更不是尘俗的拘谨。他一切都是自天然然的,但这是通过人文教养滋润今后的那种天然。我想这或许便是我国传统言语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庄严”。

  

   这种庄严使你在他面前永久会守着言行上的某种尺度,可是又不觉得遭到什么威望的拘谨。说老实话,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钱先生不光无权无势,连吃饭都有困难,从尘俗的规范看,哪里谈得上“威望”两个字?这和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协助今后,特别是新亚参与中文大学今后的状况,彻底不同。咱们前期的新亚学生和钱先生都是祸患之交今后,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撑新亚了,香港大学又颁发他荣誉博士学位,钱先生在香港社会上的位置当然遽速上升。可是就个人的亲自领会而言,钱先生则仍然故我,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动:开展今后的新亚迁到了嘉林边道。我仍然不时到他的房间里谈天,不过常难免遇到许多五花八门的访客。有一次,一位刚刚跟随他的文史界长辈也刚好在座,遽然这位先生长篇大段地背诵起文章来了,我没有听清楚是什么,钱先生有点为难地笑,本来他背诵的是钱先生几十年前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所宣布的一篇文字。这一切都和钱先生自己毫不相干。一九六零年春季,钱先生到耶鲁大学任拜访教授,我曾两度去奉谒,他和钱师母也两度到康桥来作客。他们临行前,还和咱们全家同去一个湖边板屋住了几天。咱们白日划船,晚上打麻将,这才恢复到咱们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种交游。钱先生仍是那么天然、那么坦率、那么充满了爱情,但也仍然带着那股令人起敬的庄严。

  

   上面描绘的钱先生的日子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非常清楚的。我能比较完好地看到这一面也是出于特别机缘形成的。钱先生从来不懂得哗众取宠,关于尘俗之名也毫无爱好,更不知道什么叫作“制作社会形象”或“打知名度”。这些“新文化”是历来和他绝缘的、因而他不会在和人初相识时便有意要留下深化的形象。他特别不肯面临青年人说过火称赞的话。除非有五十年代香港的那种机缘,钱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为人发现的。他对《论语》“人不知而不愠”那句话,毫不怀疑,而近于固执。五十年代初他和我唠嗑时也不知提到了多少次,但他并不是向我说教,不过触机及此算了。

  

   上面提到我得到钱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讲堂以外,这也有外缘的联系。我在新亚先后只读了两年半,正值新亚书院最艰困的时期,钱先生常常要奔波于香港与台北之间,筹募经费。一九五零年年末,他第一次去台北,大约停留了两三个月,如同五一年的春季,他没有开课。五一年冬他又去了台北,不久便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讲演而礼堂坍毁的事情,钱先生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简直死去,所以整个五二年春季他都在台湾疗养。五二年夏初,新亚书院举办第一届结业典礼,我是三个结业生之一,但钱先生还没有恢复,致使竟未能赶回香港参与。所以我上钱先生的课,总共不过一个半学年罢了。事实上,我有时机多向钱先生暗里请益是在他伤愈回港今后,也便是我结业今后。

  

   大约在一九五零年秋季开学不久,我为了想比较深化地读《国史大纲》,曾发奋作一种钩玄提要的时刻,把书中的精要之处摘抄下来,以备自己参阅。我写成了几条之后,曾送呈钱先生过目,期望得到他的指示。这大约是我第一次在课外向他讨教。钱先生的话我至今还记住。他说:“你做这种笔记的时刻是一种练习,可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他人的史著而见地有不一起,能够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讨”他的闲闲一语对我有很深的启示,并且他透露出他自己对学识的情绪。《国史大纲》天然代表了他自己对一部我国史的体系见地,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仅有的观念,而充沛供认他人从不同的视点也能够得出不同的观念、初学的人则应该在这些不同之处用心,然后去寻找自己的答案。用今日的话说,钱先生的体系是敞开的,而不是关闭的。这个意思,他在《国史大纲》的“导言”和“书成自序”中也模糊地表明过,可是对我而言,终究不及当面点拨,直凑单微,来得亲热。从此今后,我便常常警觉自己不能果断,束缚自己在读他人的论著—特别是自己不赏识的观念—时,尽量虚怀领会作者的用心和立论的依据。

  

这次今后,我曾不断提出《国史大纲》中的详细结论,请他阐明为什么要这样说,而不那样说。每一次都是我“小扣”,而他“大鸣”。我逐渐理解本来他多年在北大等校教学我国通史的进程中,(点击此处阅览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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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历:《犹记风吹水上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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