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关于治学之道

——在上海交通大学对大学生的演讲(1995)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6 次 更新时间:2019-06-20 09: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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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  

  

   今天,我很高兴和大家谈谈,我个人学习上的一些历史及经验。我是在安徽合肥出生的。1929年,我7岁时,全家搬到清华园,前后八年。小学是在清华教职员子弟学校念的书,成绩还可以,但没有特别的好。1933年,我小学毕业,进了北平崇德中学。当时,有一件事情对我是很重要的。我父亲是教数学的,他发现我在数学方面有一些天才。1934年夏天,父亲决定请一个人来给我补习,但他不是来补习我的数学,而是给我讲习《孟子》;第二年,又念了半个夏天,我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地背诵出来了。现在想起,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向有才能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极力把孩子朝这个方向推。但当时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却要我补《孟子》,使我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这对我有很大意义。

  

   崇德中学对我比较有影响的,是图书馆里的书籍。譬如,当时有一本杂志,叫《中学生》,每个月厚厚一本,我每期都看。从文学、历史、社会到自然科学,都有些文章。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篇文章,讲排列与组合。我第一次接触到排列与组合这个概念,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另外,那时是30年代,1925-1927年,是20世纪物理学发生革命性变革时期,产生了量子力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智慧革命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的半导体、计算机、激光,如没有量子力学,就不可能产生。当时,有一些物理学家写了一些科普书,国内有人翻译成中文,我从图书馆里借来,这些书给了我很大的营养,尽管有些内容,我不能完全理解,但对我很有帮助。我对其中所描述的科学上新的发展、许多奇妙的几乎不可置信的知识,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对于我以后学物理,不是没有帮助的。

  

   抗战爆发后,我们全家到了昆明,我考入了西南联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府,尽管条件很差,铁皮和茅草房子,但师生士气很高。我在那里六年,是我一生做研究工作奠定基础的年代。那时,学习空气非常浓厚,物理系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其中有一个关于麦克斯韦方程的讲座。麦克斯韦写了一个著名的方程式,这是19世纪物理学的最高峰。这个方程式,到了20世纪,大家大大地了解了。今天的无线电、电话……,凡与电、磁有关的,都基于麦克斯韦方程式。当时我才大学一年级,还不可能完全了解这个重要性,但听了这些演讲,吸收到当时的那种空气,还是很有好处的。另一个讲座,对我更有直接影响的,是王竹溪教授讲的“相变”。过了十几年,50年代我做博士后时,我因为当时听过“相变”的演讲,一直有兴趣,就环绕着相变,做了一些自己的工作,成绩还是相当好的。我讲这一些的意思,是要大家知道:做学问,许多事情要慢慢的来。你当时对有些事情听了没有完全懂,不要紧。慢慢地,它对你的整个价值观,会发生影响。

  

   我接触过许多学生,他们都很聪明,但后来的兴趣、发展方向、成就,很不一样,这里很重要的是价值观。我父亲在我小学四年级时,就教过我等差级数,我一直记着。后来,我对自己的三个孩子,也都教过等差级数,但过了一年,他们就都忘了。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孩子若对某一方面特别注意,能激起兴趣,觉得学起来特别妙,能在脑子里生根,他或许就能在这个方向上发展。对一个年轻人将来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选择研究方向。我在美国,看到过几千个博士生,念书时都很好,但过了20年,他们的成就相差悬殊,有的很成功,有的默默无闻。这不在于他们的天分、学历。在于有的路越走越窄,有的越走越宽。如果他选择的方向,五至十年后大有发展,他就能有所成就,如他所选择的方向,是强弩之末,就不能发展了。那么,怎么才能看清方向呢?具体的很难说,关键是要把握住整个趋势,不要只是一头钻进去,眼光太短浅。

  

   中国现在的教学方法,同我在西南联大时仍是一样的,要求学生样样学,而且教得很多、很细,是一种“填鸭式”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教出来的学生,到美国去,考试时一比较,马上能让美国学生输得一塌糊涂。但是,这种教学方法的最大弊病在于,它把一个年轻人维持在小孩子的状态,老师要他怎么学,他就怎么学。他不能对整个物理学,有更高超的看法。我到北大、清华去,他们告诉我,物理课本有四大厚本,学生喘不过气来。一个喘不过气的学生,今后不可能做得很好。他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学生,将来才行。

  

   整个东亚教育的哲学,太使一个人受拘束。如果要使每一个人学得有自己想法。怎么办呢?譬如物理学,美国有一本杂志,头五页是报道各方面的最新动态,我就建议留学生每期都去看看。即使不懂,也要看看。这种学习方法,我叫它为“渗透法”。中国传统的学习方法是一种“透彻法”。懂得透彻很重要,但若对不能透彻了解的东西,就抗拒,这不好。“渗透法”学习的好处,一是可以吸收更多知识;二是对整个的动态,有所掌握。不是在小缝里,一点一点地学习。一个做学问的人,除了学习知识外,还要有“taste”,这个词不太好翻,有的翻译成品味、喜爱。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就像做文学一样,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各个科学家,也有自己的风格。我在西南联大七年,对我一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已有我的“taste”。

  

   后来到美国,我在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那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物理系。我在中国学习的研究方法,是“演绎法”,从牛顿三大定律,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出发,然后推演出一些结果。我发现,这完全不是费米、泰勒等的研究方法,他们是从实际试验的结果中,归纳出原理,是“归纳法”。我很幸运,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好处,都吸收了。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影响。

  

   21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继续要有很大的发展。这里,除了研究工作外,很重要的是把科学技术介绍给年轻人,以及大众。这需要教育,也需要科学技术普及。科普,是相当复杂的事情。因为一个做传播媒介的人,不可能完全专业于一门科学,但他又必须了解各门科学。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学,有没有特别设立专门训练报道科技知识的新闻记者的专业。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尽快办起来。

  

   本文来源:《杨振宁文集:传记、演讲、随笔》(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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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大学周刊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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