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步机: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两个传言的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4 次 更新时间:2019-06-21 20: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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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步机  

  

   提要:近些年广泛流传着两个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的传言:一是说莫雄将一份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红军“铁桶合围”绝密计划交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送到瑞金,促使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突围长征。经史料查证,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制订对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计划、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初在庐山召开“绝密”军事会议、莫雄参加蒋介石的“绝密”军事会议等说法均不符合史实。中央红军主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早是1934年5月下旬在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二是说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致信博古要求留在苏区,周恩来得悉后连夜从瑞金赶往于都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事实上长征前夕毛泽东确实在于都何屋给博古写过一封密信,但时间是1934年9月下旬,而此时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争。有关周恩来连夜赶至于都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一事可信度也极低。故这一传言在缺少文献资料直接证明之前亦不可取信。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决策;长征准备;战略转移;传言;辨析

  

   近些年来,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的两种说法,在社会上传播得沸沸扬扬。其一,是说1934年10月(有些人写文章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实行“铁桶合围”。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德安专员莫雄,将获得的这一“绝密”军事计划交给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项与年冒死赶至瑞金,将这一“绝密”情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等获得这一情报后,果断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实行突围转移。其二,是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写信给博古要求自己留在中央苏区,并要求将红九军团留在苏区与他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从瑞金赶往于都,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说服毛泽东同意参加长征。这两种说法,都事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重大史实,是真是假,必须辨析清楚。

  

   一、是莫雄和项与年送交的“绝密”情报才促使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主力进行突围长征吗?

  

   笔者在网上搜索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发现相关文章大多是根据莫雄回忆录中有关这件事的记述为依据的。为了能将这个问题辨析清楚,现将莫雄有关此事的回忆抄录于下:

  

   1934年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已有一年,10月初,通知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各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到庐山牯岭开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绝密会议,研究如何加速“剿灭”苏区根据地的军事部署,我因“剿共有功”,“考成第一”而被蒋介石特邀参加。会议在极端森严和保密之下进行的。蒋亲自主持会议,具体事项由蒋南昌行营秘书长、行营第二厅厅长杨永泰负责。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具体策划和进一步贯彻其所谓“铁桶围剿”的方针,这是由法西斯德国顾问提出来的。计划由一百五十万大军,包围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采用突然包围的方法,包围半径距瑞金为三百华里……事实上这次“铁桶围剿”的军事部署,在会议前早已进行了。

  

   会议文件很多,足有三四斤重。内有包围表、计划书、指示命令等几十份,还有蒋介石的语录、指示汇编及其他小册子,文件上都打有蓝色的“极秘密”印记、并按名单编了号码。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结束时,蒋介石致闭幕词,向与会者打气……散会后,我返到德安保安司令部,征尘满面,来不及梳洗,便召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到办公室。屏退卫兵,关上房门,把文件给他们看。他们飞快地看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完。三人交换了眼色后,刘哑佛问我:“大哥!你说怎么办?”我说:“还有怎么办的?这样危急,你们马上拿去送上党中央。”他们一齐站了起来,异口同声而诚恳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您!”他们的话,引起我心头一阵激动。随后他们即指定项与年将这些绝密文件送到南昌我保安司令部后方办事处,找到几个精干的年青的地下党员,将文件的主要部份全部密写抄录并马上发电报报去党中央。然后将稿件全部焚毁,将抄录的密写文件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送瑞金党中央。两个星期以后,党中央率领的红军开始了轰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后来项与年在外地不幸被捕,他为了维护我并没有说出是我的参谋,经过地下党千方百计营救,越狱逃跑,用砖头磕破了四个门牙,化装为乞丐,逃避敌人的耳目,通过重重封锁历尽艰险,历几个月时间,跑到延安。【莫雄口述,莫栋梁、陈耀之、丘一中记录整理:《莫雄: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4页。199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莫雄回忆录》有关这件事的记述,大致与上述内容相同。】

  

   笔者目前看到的相关文章,正是依据莫雄的上述回忆加工编写而成,虽对一些史实说法各异(如有的文章说蒋介石在1934年9月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铁桶合围”计划,有的文章说项与年是1934年9月底将“铁桶合围”计划情报交给周恩来的,等等),但主要事件、情节都大致相同。

  

   莫雄的上述回忆,涉及几个主要或者关键的历史事实:一是蒋介石是在1934年10月制订对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计划,还是其它什么时间制订的这个计划(或类似计划)?二是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初(或如有的文章说在1934年9月)在庐山召开过部署对中央苏区红军实行“铁桶合围”的“绝密”军事会议吗?三是莫雄作为德安地方专员,是否有资格参加蒋介石的“绝密”军事会议?四是在瑞金的党中央在什么时候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是否如莫雄所说,周恩来得到项与年送来的情报才果断决定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对这些历史事实,笔者依据自己所看到的历史资料和认知,权作如下辨析:

  

   第一,蒋介石是在1934年10月制订对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计划,还是其它什么时间制订的这个计划(或类似计划)?

  

   所谓“铁桶合围”计划,实际就是蒋介石制订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计划。国内外史学界毫无争议的历史事实是:蒋介石组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始于1933年9月下旬。那么,按照一般的常识可肯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计划,在1933年9月以前就已经制订好了,否则,便无以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围剿”行动。史书记载如下:

  

   国内关于红一方面军史最权威的著作,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该书是这样记载的:1933年5月,蒋介石撤销了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5省军政事宜,并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的各项准备:第一,继续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实行军政一体化。第二,推行“堡垒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并在南昌行营内设立了碉堡专课(即第六课),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蒋介石还把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划分为8个筑碉区,又将抚、赣两河间划分为7个碉堡群区,并分别派员“选筑碉堡”。据统计,1933年10月以前江西全省有碉堡1157座,到1934年2月增至6053座(包括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寨等);至同年10月,已增至14294座。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的封锁,把江西全省划为封锁区域,在各县城、重要圩镇,均设封锁机关,在所有的关隘津卡,构筑碉堡,密布巡探,严加盘查,断绝行人,切断苏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严禁苏区的粮食、钨砂等输出,严禁国民党统治区的食盐、布匹等日常必需品输入。厉行粮食、食盐、食油等配给制,断绝苏区的物资接济,并颁布了严格的法令,禁止商人同苏区人民进行贸易,凡查获商人私运者,即以“通匪”论罪,处以极刑。此外,还组织大批反动武装,毁苏区的青苗,割苏区的谷子,企图使苏区人民“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蒋介石:《剿匪手本》。】,以“促其内溃”【王多年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上篇)》第4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5页。】。第三,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提高军官反共的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第四,同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勾结,乞求援助。第五,改编部队,适应山地作战。至8月底,“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多数部队先后改编完毕,大致分为3团、4团、5团制3种师。同时,蒋介石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新兵150至200个团,以不断补充其“围剿”军主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400页。】

  

   国内以研究蒋介石著称的史学家杨树标先生,1989年著写出版《蒋介石传》。书中写道:1933年“6月2日,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了牯岭会议后赴南昌。8日,在南昌行营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蒋总统密录》,第2097页。】。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题为《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诀》《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和《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等八个报告。”“五省剿匪会议之后……蒋介石为了集中训练他的军事指挥官,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231页。】“1933年8、9月间,蒋介石完成了‘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三路,北路军为主力。8月16日,他致电熊式辉、贺国光说:‘北路军进剿准备,务限九月廿日以前,一律完毕。’……10月17日,蒋介石以战守字第213号令,指示各部队行动纲要。北路军根据行营‘围剿’计划,下达作战指导,第五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行动正式开始。”【杨树标:《蒋介石传》,第238-239页。】

  

   以上史书记载说明,蒋介石所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大都在1933年9月以前完成。试问,如果尚未制订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周密计划,上述准备工作能有条不紊开展并一一落实吗?既如此,又何来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再来制订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所谓周密的军事行动计划呢?须知此时国民党军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围剿”已近结束,要是蒋介石迟至此时才制订出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足有三四斤重”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岂不贻笑大方?至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是否称之为“铁桶合围”计划,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国内(包括台湾)历史研究机构或历史学者编著的有关史书、文章有如此称谓。这恐怕是莫雄先生自己杜撰的吧。

  

   第二,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初(或如有的文章说在1934年9月)在庐山召开过“绝密”军事会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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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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