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成:特朗普对美国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与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19-06-23 11:27:36

进入专题: 自由霸权主义   米尔斯海默   特朗普  

李永成  

  

   内容提要:自由霸权主义是冷战结束后贯穿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任美国总统对外政策的大战略,以“单极时刻”格局下美国实力优势为后盾,致力于推广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特朗普总统就任两年多来,对外政策未能跳出自由霸权主义的窠臼,兼有继承与调整的两面,试图在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霸权护持的双重目标中找到更好的平衡。其继承性集中表现为对外政策的强烈意识形态性;其调整突出表现为霸权护持优先的政策偏好,以突出经济安全、强调公平贸易、减少海外用兵规模等手段护持美国霸权。特朗普一些被视为背离自由霸权主义的政策行为,实质上是以退为进,依然具有典型的自由霸权主义本性。自由霸权主义已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遗传基因,未来将继续对美国外交产生基础性的影响。

  

   关键词:自由霸权主义; 米尔斯海默; 特朗普; 美国外交

  

   自由霸权主义( liberal hegemony) 被认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贯穿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任美国总统对外政策的大战略。特朗普就任总统两年多来,在对外政策上颇具个性,联合国、北约、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主义制度屡屡遭其冷眼,似乎已跳出了自由霸权主义的窠臼。然而,透过特朗普政府若干重要对外政策行为的表面迷雾,挖掘其深层次的战略驱动逻辑,可以发现特朗普既继承了自由霸权主义战略框架,又试图在霸权护持优先与自由干涉主义行动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本文以自由霸权主义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为基础,分析特朗普对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与调整,解释一些看似背离自由霸权主义逻辑的政策行为,并展望其未来影响。

  

一、自由霸权主义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


   自由霸权主义是美国学者近年来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有人用它来指称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将其排在“民主的扩展”“不断深化的经济相互依赖”之前,位居冷战后维护世界总体和平的三大要素之首。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认为,自由霸权主义是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大战略,是与现实主义的离岸制衡等更具克制性的战略相对的概念,其要义是“寻求全方位扩展”美国价值观,追求三大目标: 一是“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变成自由民主国家”,二是“推广开放的国际经济”,三是“构建国际制度体系”。类似地,沃尔特( Stephen Walt) 强调自由霸权主义的两个特征,一是“运用美国实力保护、扩展个体自由、民主治理和市场经济等传统自由主义原则”; 二是“将美国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只有美国有资格扩展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国设计与主导的联盟体系与制度网络”。综合而言,自由霸权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美国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以经略霸权、护持霸权为宗旨,认为“美国不仅必须运用其实力解决全球问题,亦必须着力扩展基于国际制度、代议制政府、开放市场、尊重人权的世界秩序”,致力于“大力推广民主”,“重塑他国社会”。归根结底,推广美式自由民主、护持美国霸权优势是自由霸权主义的两大基本构成。

  

   需要指出的是,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对自由霸权战略的界定没有充分突出“霸权护持”在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中的核心地位,他们更多强调的是扩张美式自由民主模式的一面,专注于自由主义的首要影响。根据米尔斯海默的分析,自由主义可以还原为两大核心要素: 一是强调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保护人权是最基本的政治生活准则; 二是主张个体的人是最基本的政治行为体,国家不是高于个人的政治单位,相反,国家是为个人服务的。这两大要素可浓缩为“权利主义”和“个体主义”,二者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影响是促成其意识形态普世主义情结,在美国实力优势明显的情况下,滋生一种“自由黩武主义”做派( liberal militarism) ,使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以保护人权、扩展自由民主制度为名,陷入干涉主义军事行动。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自由黩武主义”根源于五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其一,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是个“大使命”,本身便意味着大量的战争风险; 其二,自由主义决策者相信自己有权利、责任、技巧使用武力实现推广民主的目标; 其三,自由主义决策者往往以传教士般的激情推进扩展民主的工作;其四,自由霸权国家因其实力超强,往往弱化外交手段,难以与其他国家和平解决争端; 其五,自由霸权主义往往导向侵害他国主权,损害主权制度的权威性,侵蚀其作为限制国家间战争的国际规范的有效性。毫无疑问,美国的超强实力与自由主义情结催生了美国精英们的“权力的傲慢”和“制度传教士激情”,自身的内部克制因此被弃,主权制度、大国制衡等外部约束失效,往往导向以实力为后盾、推广民主的自由干涉主义议程和行动。

  

   自由霸权主义从理论到政策的必要环境条件是美国具有“单极”的实力优势,冷战后的国际格局被视为“单极时刻”,刚好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在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位总统任期的24年里,美国对外政策呈现了典型的自由霸权主义特征。克林顿政府首先将“在海外推广民主”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中心目标”之一,奠定了自由霸权主义以推广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政策基底,并为其后两任总统所继承。具体而言,自由霸权主义的主要政策内容包括: 在欧洲和俄罗斯方向上,推动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不断增进西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 在中美关系上,以接触为对华政策基底,试图以经济自由化谋求中国走向政治自由化,实现演变; 不时异变为黩武干涉主义。

  

   在美俄关系中,自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便力推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在俄推行美式自由民主模式也是美国的俄罗斯政策的重要内容,曾有美驻俄大使直言其使命之一是在俄罗斯“推广民主”。 美国还在俄周边大力煽动,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尽管自由霸权主义很难在中国、俄罗斯等大国身上奏效,尽管美国不大可能对一个大国使用武力来保护人权,或推动更迭,但美国采取的干涉方式不少,如将人权与援助、国际组织成员国地位、贸易关系等挂钩,克林顿一度将人权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便是典型例子。

  

   对于中小国家,因其缺乏足够的军事威慑能力,更迭被认为军事成本较低、政治收益较高,往往成为美国推行社会改造工程的对象。因而,克林顿政府对海地、波黑、前南联盟科索沃问题进行了强势的军事干涉。“9·11”袭击后,小布什政府在阿富汗、伊拉克暴力推行“自由议程”,其初衷是将这些国家打造成“民主国家”,不仅可以扶植亲美政府,还有利于在防扩散和反恐等领域助美国一臂之力。尽管美国领导人对彻底改变上述几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充满信心,然而事实无情,美国的干涉在大中东地区带来的不是稳定的民主与繁荣,而是贫苦、暴力与极端主义,美国也深陷泥潭,脱身之日遥遥无期。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有学者认为它标志着“单极时刻”的终结。 随着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衰弱,奥巴马对武力的使用总体上比小布什更为审慎,但他利用“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推行自由主义干涉行动,亦是典型的自由霸权主义行为。譬如在是否武力干涉利比亚问题上,时任美防长盖茨明确反对,认为“利比亚的国内政局不是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他坚决反对“美国在十年时间里进攻第三个穆斯林国家,推行更迭”。然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人以“保护的责任”之名强烈主张军事干涉,奥巴马决定有限使用武力,美国主导空中打击,协助反叛力量,“将利比亚从几十年之久的独裁体制下解放出来”,创造了自由霸权主义的“利比亚模式”。

  

   审视自由霸权主义的政策实践,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推广自由民主被视为美国“生死攸关利益”的必然要求。小布什总统宣称美国的政策是“追求、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所有国家、所有文化中的生长,终极目标是终结世界上的暴政”。小布什下达伊拉克战争的作战命令时的措辞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自由主义情绪溢于言表。奥巴马也认为,“世界正经历着深远的政治变革,美国要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就必须在国内践行我们的价值观,同时在海外促进普世价值”,他强调说,“对美国安全的众多威胁便来自于若干威权政府反对民主力量的行动”。

  

   第二,“强制外交”( Coercive Diplomacy) 是自由霸权主义的基本实操手段,即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条轨道上推进外部干涉或更迭的准备工作。 在美国主导北约对科索沃战争的干涉中,克林顿以充分的北约军事准备为后盾,向米洛舍维奇进行外交施压,但在干涉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政治逻辑的影响下,双方立场差异巨大,北约空袭、战后驻军科索沃成为必然。在伊拉克战争中,外交上美国致力于“与一些国家组成联合阵线,明确萨达姆对国际义务的挑战是不可接受的”; 军事上则“研究可靠的军事方案,以便在萨达姆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下加以实施”。外交和军事两方面起初可以平行推进,但随着军事选择日益明显,二者合流于军事行动。 “强制性外交”的本质是更迭,即康迪·赖斯所说的“促进善治民主国家数量的增长”。

  

二、特朗普对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


   特朗普前任们的自由霸权主义涉及对武力的使用,消耗了大量的实力资源。有资料表明,1990 ~2018 年间,美国因为海外冲突、潜在冲突或出于其他目的而在外国部署武力的频度,比 1798 ~ 1989 年近 200 年间高了6 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实力分配格局已进入告别“单极时刻”的进程,国际政治环境条件开始向制约美国自由霸权主义的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中对武力的使用主要是继承下来的旧战事,还没有开辟新战场。包括米尔斯海默在内的学者们都预判特朗普有可能摒弃自由霸权主义,转而采纳更加注重维护美国实力优势的大战略,减少自由国际主义承诺,降低美国霸权护持的海外成本。

  

实际上,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依然将促进民主价值观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对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性。根据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第一”理念下的执政任务包括复兴美国经济、重振美国军力、保卫美国国界、保护美国主权、促进美国价值观。 这五项任务的基底无疑是巩固美国实力优势,护持美国霸权,扩展自由主义价值观,完全符合自由霸权主义的内涵。尽管特朗普不时表态他不会在对外政策中过度看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另一方面他又坚称会“动用外交、制裁和其他工具孤立那些威胁美国利益、背离美国价值观的国家与领导人”。用白宫的解读说,“促进人权是‘美国第一’愿景的基本要素”,特朗普维护的国家主权也必然是“尊重人权的主权”。换言之,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其主权不可能得到美国的尊重,因此不能排除类似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成为自由霸权主义新战场的可能性,因为美国在西半球拥有单极优势,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又具有如此显著的自由主义傲慢情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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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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