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哈佛的日子

挑选字号:   本文共阅览 1033 次 更新时刻:2019-06-23 1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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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  

  

   史语所迁四川今后,我与所里联络,预备去内地。就在这时,洪煨莲先生提出给我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留学的主张。使命是学比较文学,条件是回国后到燕京服务。洪先生的组织,看来包含三方面意图:一、他是哈佛燕京学社我国方面的总担任人。关于为燕京以及其他美国教会大学培育后进,办妥文科各系,谋划有素,时刻关怀。各教会大学每次派赴哈佛的人选,根本上都经过他挑选引荐。1938年末,燕京前史系第2次派去的翁独健先生已在哈佛结业(榜首届是齐思和先生),能够再派一名去。二、因为燕京校内的派系奋斗,以赞助文史哲三系为主的哈佛燕京学社,不只关怀前史系,还要抓国文系和哲学系。因为我日文涵养较好,而哈佛燕京学社总社主任叶理绥恰恰是研讨日本文学的。所以派我学比较文学,正是预备回校后安插到国文系。我回国后的组织也正是如此。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触及其时北平学术界(至少文史方面)的派系奋斗。北大、清华之间虽不无门户之见,但大体上这两所国立大学和史语所联系较近。而燕京是教会大学,自成格式与系统,与这三个组织联系都比较疏远。近年我才传闻,洪先生与傅先生这两位都具有“霸气”的“学阀”,彼此间的联系也不和谐。所以,像我这样燕京结业的学生,被史语所吸收曩昔,洪先生定是于心不甘的。因而趁派人去哈梵学习的时机,把我从头拉回燕京。洪先生引荐我去哈佛,可称一举三得。而我自己,只要过赴日本的想法,从来没有想到会赴美留学,当然求之不得,决议不去内地。

  

   其实我其时作出赴美留学的决议也与陈寅恪先生有关。其时崇拜陈先生的学识,虽知先生的智慧以及深沉的文史涵养非我尽力就能抵达的,但仍决计沿着陈先生的学术路途走。至少应该像陈先生那样学习梵文等文字,而去哈佛多少或许抵达这个意图。

  

   1939年秋,我从天津到上海,乘大来公司塔虎脱总统号邮船赴美,二等舱一屋四人,每人美金200元。抵达旧金山时,正值纳粹德国侵吞波兰,欧洲战役迸发。由旧金山乘火车东行,抵达哈佛大学地址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燕京学社的基金,用于赞助东方研讨,分为几种途径:

  

   一、赞助美国学生到东方学习,头一个领这个奖金来华的,是1930年来北京的卜德(Derk Bodde)教授。回国后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以翻译冯友兰先生的《我国哲学史》而闻名。他1948~1949年又来我国,著有《北京日记——革新的一年,1948~1949》,怜惜我国革新,是宾大左派教授。1989年我重过费城时曾再次相晤。

   二、赞助我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头一个是得哈佛大学前史系博士学位的齐思和(致中)先生。

   三、在哈佛和我国各教会大学颁布研讨生奖学金。

   四、付出我国各教会大学文史哲等系某此闻名教授的薪水。

   五、赞助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总社图书馆置办图书。在裘开通先生长时刻运营下,哈佛燕京学社的有关东亚藏书现在美国仅次于国会图书馆。

  

   我到哈佛时,已建立远东言语系,还规则收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的学生,都在这系注册,因而其时有些我国同学不无挖苦地称之为“学中文的”。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除榜首年因包含路费稍多以外,每年1200美元。交学费400元后,所余根本够用。其时物价较低,校园邻近小饭店午饭二角五分,晚饭四至五角。周末看一场电影四角,我国城打一次牙祭也不过一元左右。校园宿舍贵重,我国学生一般住民房。但房东太太往往对东方人成见很深,不肯把房间租给我国学生。有时外边贴着“租借”,开门看见黄皮肤,当即说已租出,乃至更恶劣到一言不发,享以闭门羹,我碰到过屡次,最终租到的公寓房东为犹太人。当年我国留学生的住宅常常是由我国人“世袭”下去,如我的房由赵理海先生承继,而40年代吴保安先生的房东老太太,仍是30年代初齐思和先生的房东。

  

   在哈佛,我的学生日子极为单调,读书之外仍是读书。首要作业地址就两处:一是博义思同楼中哈燕社的汉和图书馆,那里中日文藏书之富能够比之美国会图书馆;一是魏德纳图书馆亦即哈佛的总图书馆,研讨生可占一张用格子离隔的小桌,自在取阅库中书本,还可留置桌上长时刻运用,便利反常。那时书本没有磁性报警设备,大图书馆门口有位青丝白叟,查看每个出门者的书包,有无未办出借手续的书本。这位白叟对我国学生特别友爱,每次总是把手一挥,让咱们免检过关,而我国学生也从未传闻有人孤负白叟的厚爱。尽管有人查看,柯拉克教授辅导的一个美国研讨生仍是盗运出了不少宝贵的释教考古书本,后被查获。

  

   我一到哈佛,和导师叶理绥教授谈学习方案时,表明自己文学根底太差,燕京指定我研讨比较文学不太对路,而我对日本言语文学及梵文有爱好。恰巧叶理绥自己也是言语学家,对我酷好言语和有志于梵文深表附和,怅然许诺我在美学习日本言语文学和梵文,使我来美之前的策画得以完结。在哈佛的五年学习,便以日文为主,梵文为辅。而时刻的分配上,因为日文根底较好,只需充分运用哈佛的条件进步,所用时刻反不如梵文多。

  

   叶理绥教授(Serge Elisseeff,日本名英利世夫,1889~1975)是俄裔法国人,早年先在德国柏林大学学言语,1908~1914年在日本,是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科榜首个外国结业生。他结业成果优异,本应与日本优异生相同取得天皇给予的奖品。教授芳贺矢一以为,外国人不该受此荣誉,因而作罢。现在有的学者称他为西方日本学的奠基人。我原对到哈梵学日本言语文学并不抱太大期望,触摸了叶理绥教授今后改变了观念。他不只白话纯熟(法、英、德等语亦流利),关于日本言语学、文学、艺术的常识都很丰厚。他曾辅导我读过一些日本历代文学名著,如《竹取物语》、《今昔物语》、《心中天网岛》等,口讲指划,举一反三,发挥尽致,使我感到是一种享用,大为信服。他讲的内容,必定也有当年他的教师如芳贺矢一、藤村作等人所传,再加以他对日本戏曲、音乐、美术的涵养和深化社会各阶层取得的了解,有不少为书本所无而极富启发性的观念和谈论。两三年后,经过精读原作、听课和阅览相合作,我感到日本言语及文学常识面和水平的确扩展、进步了。今后能在哈释教日语,当然依托自己早年根底,更应当归功于叶理绥教授的教训与熏陶。

  

   说起学习梵文,其实是我多年的夙愿了。1930年我初进燕京国文专修科时,看见宗教学院课程表上有许地山先生教学的梵文,兴味盎然去签名选修。谁知选修的学生太少,没有开成。这今后尽管陈寅恪先生的博学又一次勾起我学习梵文的激烈希望,惋惜一向没有时机学习。想不到九年今后,我竟能在哈佛敲开梵文之门。梵文教授柯拉克是哈佛榜首任梵文讲座教授兰曼的弟子,留学德国。与叶理绥教授之诙谐诙谐、玩世不恭不同,柯拉克教授是一位说话都慢条斯理的严厉长者。我其时虽通日、英语并略解法语,但像梵文这样在“性”、“数”、“格”和“时”上都如此变化无常的文字,却从未触摸过。初级梵文的教学方法,又非般今世言语那样,由浅入深,学语法,做操练,而是一上来就以文法为拐棍来读古书——《罗摩衍那》大史诗中那拉王子故事。与学叶理绥教授的日文课挥洒自如大不相同,我几乎晕头转向。梵文班上别的两个研讨生,一个是主修希腊、拉丁文的,当然不太费劲;另一个是主修阿拉伯语文前史的,即后来哈佛大学近东研讨所的费耐生教授,也有古典言语的根底。我与他们竞赛,显处下风。但心想时机难得,最初唐朝玄奘和尚都学通了梵语,我不能不咬牙。并且,为了确坚持续领奖学金,我也不得不尽力,首要课程得B等是无法交待的,况且选修梵文又是自己的恳求!我只能咬紧牙关,用玄奘前辈来鼓舞自己,直到榜首学期完毕,成果得了A等,才松口气。不久,柯拉克教授在一次宴会上向同学黄延毓提及我的状况,说我“必定是拼了命”。

  

   第二年今后,友人陈观胜先生从加州大学来哈佛,和我一同学习梵文。因为班里只要咱们两个学生,改为每周一个晚上在教授家上课。咱们连续读了《佛所行赞》、《妙法莲华经》等,直到1946年我脱离哈佛,这每周一晚的梵文阅览没有中止。当然,这时已享用沉着研讨的趣味,不为分数而忧愁了。

  

   叶理绥教授主张,学梵文有必要略通希腊、拉丁文,这是西方学术界的传统。哈佛大学的初级拉丁文已达必定水平,我无法选修,所以到剑桥的中学和孩子们一同读了一学期启蒙的拉丁文,然后选修大学本科的初级拉丁文。完毕之后,又选修了大学一年级的希腊文。此外,为了敷衍博士学位的规则,运用平常选课再加暑期补习方法,1944年秋季开学前经过了法语和德语的考试。所以在哈佛的头几年,首要精力都用在了学言语——死的和活的。惋惜的是,回国今后不久解放,梵文与释教史当然置之不理,德文也还了教师,只要法文还偶然用上。拉丁文只记住凯撒的三句名言:“veni,vidi,vinci”。希腊文则只记住杰克森老教授在课堂上栩栩如生地描绘希波战役时,希腊战士归途看到大海如见亲人,大叫“thalata thalata”。

  

   1941年我爱人来美后,假期中咱们曾去过华盛顿、纽约以及英国移民最早登陆之地普利茅斯、南特克岛、马瑟葡萄园岛等不远的名胜。周末看电影是最为价廉物美的文娱,大约四五角钱。并且那时影院不分早中晚场,开门今后一遍又一遍地放映。进去不出来,能够看几遍,关于初届时言语未过关的人有很大优点。

  

   二战开端后,美国方面为了练习战士把握中日言语以合作对日作战,陆军战略服务处在若干大学中开办了特别练习班,哈佛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开端兼任陆军特别练习班的日语教员,其时我哪里想得到这段阅历也成为了“文革”中我重要的“罪过”。

  

   我的结业论文因为在练习班兼课的缘故而一拖再拖,直到1944年夏才完结博士论文结业。哈佛规则在开端写结业论文之前,有必要经过一次面试,包含四门课。我考的是日本文学、日本前史、我国前史、印度释教史。博士论文标题没有选自日本,而是运用梵文常识,研讨了唐代天竺来华的三个密宗和尚——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金刚。内容为三家列传的翻译,配以具体注释和专题附录。取了一个毫不隐讳的标题《我国的密教》,是爱崇魏鲁男教授的主张。此文1945年在《哈佛亚洲学报》宣布。1982年及1989年我两次重访美国,从一些研讨释教史的外国同行得知,因为关于印度本乡密宗的史料很少,这篇论文40年来颇受注重,有的释教史参考书目中列为必读,对我可谓“不虞之誉”了。

  

   总的来说,在哈佛的整个留学生计尽管艰苦,但也度过了许多欢喜的韶光。现在回想起来,最令人难忘的是剑桥行者街赵元任先生家的屡次欢宴。赵先生慈眉善目但默不做声,赵太太杨步伟先生却彻底相反,心直口快,热情好客,因而赵家常常是宾客盈门,成为学者和我国留学生的交际中心。每当节日,赵太太必定做了许多我国菜,约请同学们去家做客,客人常常多达几十人。1946年我回国后,一过节就会想起当年赵家的盛宴。其盛并不在于菜式的丰厚,也不在于主人的好客,而在于不少客人的高水准。因为赵先生在国内外的学术位置,过往剑桥的学者往往都是他的座上客,使咱们这些留学生得以走近这些学界闻人。如胡适之先生卸职大使后,曾到哈佛短期讲学,人住旅馆,而在赵家吃饭,我因而和他熟识,回国后有段时刻在北平也不时向他请益。在赵家我还曾遇声望甚大的伯希和教授。老教授较为朴素,晚宴后搭电车由剑桥回波士顿,我有幸伴随引导了一段路,途中还曾请教过教授一两个小问题。

  

   1944年我结业后,系里聘我为教员,所以我又在哈释教了两年日文。这是我的导师叶理绥教授组织的。1945年,次子启博在波士顿出世。为了防止学生签证交税过多,我从美国出境,到加拿大后,又从头入境,取得美国的永久居留身份。不久今后我的作业合同期满,这是1946年,我去国已然八年,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境,我偕妻将子回来祖国了。

  

   本文来历:《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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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历:《周一良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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