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中国“自然”概念的源流和特性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 次 更新时间:2019-06-23 23: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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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  

   内容提要:中国的“自然”概念自老子创立之后,就一直处在复杂而又多样的演变过程中。从先秦到汉唐再到宋明,从清末它作为西方“nature”的译语到将西方的“自然”同中国已有的“自然”融合起来,这既是经典中的“自然”概念的诠释史,又是人们为它赋予意义的不断建构史。从它最初指万物的“自成”和“自己造就”,到指万物的“本性”“性情”,再到指“道”“佛”的本性;从它指“莫为”“非造作”到指普遍的“法则”再到准则和境界;从它指宇宙的本体到指万物和物理世界的现实实体,等等,它具有多种多样的涵义和特性,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自然”画卷。

   关 键 词:自然  实体  本性  莫为  自成  境界  nature  substance  natural character  non-action  self-becoming  realm

  

   中国的“自然”概念从古代语境到近代语境经历了许多过程和变化,涉及的东西非常之多。①已有的对它的一些讨论,大都未涉及近代以来东西方“自然”概念融合之后的内容。人们限于古典语境并在同西方的“自然”概念对比中对它提出的解释,往往也只是强调它的某一侧面而未能顾及它的其他侧面②,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去探究“自然”概念是可行的选择之一,但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来揭示它的涵义和特性,那就需要尽量将它的一些重要方面都呈现出来,而且观察它的范围也不能限于古代语境,应该延长到中国近代的语境中。这样做确实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它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复杂演变,不同的哲学家对它有着不同的解释和使用,而且因为我们为整体上讨论它奠定的基础还不够,比如大量典籍中使用“自然”的统计学数据还没有。要从整体上认识中国“自然”概念的源流、涵义和特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不过,我们也具备了一些条件。除了一些局部的讨论外,人们也有某种相对宽泛的考察。③我自己先后对“自然”特别是道家的“自然”有一定程度的关注,还曾经在新道家的名义下对“自然”作过哲学上的引申,对中国近代的“自然”观念也有探讨。④下面我尝试从整体上考察一下中国的“自然”概念,看一看它的演变和源流,看一看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涵义和特性。

  

   现实实体和物的世界——“自然”即万物和自然界

  

   过去人们谈论中国“自然”概念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将它限定到近代中国以前的“固有”用法中,而不将中国近代以来“自然”概念的重要意义包括在其中,并强调说它不是中国原有的“自然”的意义,它是外来的西方的“自然”的意义。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强调中国历史上“自然”概念原本的意义,划清它同西方“自然”概念的界限,避免将晚起的而且是外来的“自然”概念的意义同它原有的意义漫不经心地混为一谈。但这样的限定不能满足我们从整体上探讨中国“自然”概念的需要。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自然”概念的意义,它业已成为中国自古以来历史中“自然”概念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所谓近代中国以来形成的“自然”概念的新的重要意义,也并非是过去完全没有的全新的意义,更何况中国古代“自然”概念的意义有的在近代仍在沿用。

   现在没有比现实“实体”的“自然”更让人习以为常了⑤,而这种意义上的中国的“自然”主要是在清末东西方“自然”概念的融合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所谓“实体”的“自然”,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自然界、大自然、物的世界、物理世界的意义,它是自然科学也是技术科学所面对的一切对象和现象等。这种实体的“自然”,往往又被认为是同社会和人工物相对的狭义的自然,虽然实际上它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最普遍的“自然”概念。广义的实体的自然,是指宇宙中的一切存在物及其现象,它也包括了人类及其创造物等。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两种“自然”都是“实体化的自然”。

   这种实体意义上的“自然”在清末以后成为中国“自然”概念的首要意义,并变得十分显赫,是由两个契机促成的。一个契机是日本用古典中国词汇的“自然”去翻译“nature”并被固定下来和普遍运用;中国留日学生和游学人士通过日本移植和传播西学,他们如饥似渴地翻译日本新学、新知著作时,原封不动地接受了这一译法和用法,并随着所译的著作一起传到了中国。如王国维翻译并于1902年出版的日本近代哲学家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不仅大量使用了“自然”一语,而且还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对“自然”作出了专门的界定:“自然者,由其狭义言之,则总称天地、山川、草木等有形的物质之现象及物体也。其由广义言之,则包括世界全体,即谓一切实在外界之现象为认识之对象者也。”⑥现在中国的哲学辞典解释“自然界”往往也区分广义和狭义⑦,王国维的翻译就是一个重要源头。又如,蔡元培翻译并于1903年出版的科培尔的《哲学要领》,同样使用有“自然”术语⑧,其中说自然“即物质世界之义”⑨。还有,中国留日学生汪荣宝和叶澜合作编纂的1903年出版的辞书《新尔雅》,对“自然物”进行了分类,并列举了同“自然”相关的一些词组,如“自然法之一致”“自然科学”“自然力”“自然起原”“自然群发生条件”“自然人”“自然淘汰”“自然物”“自然哲学”“自然之欲望”“自然主义”等。⑩对这些词汇《新尔雅》的编者加有着重号,虽然它们不是辞条但又是重点术语。编者将“自然”分为“自然物”(如禽兽、草木等有形的天然性的各种东西)和“自然力”(来自天然的势力,包括原始性的和人力开发的)。这里的“自然”显然是实体意义上的,也是作为“nature”译名的“自然”。这是清末中国人在工具书中直接使用日译名“自然”并加以解释和传播的一个直接例证(此书1906年出第三版)。

   第二个更重要的契机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在近代中国有了大规模传播,并越来越具有了支配性的地位。为了推动以认识自然和运用自然为中心的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中国“富强”的强大力量和改变人们物质生活的最有效方式)在中国的发展,近代中国的先知们普遍主张人们要从书本中解放出来,直接去面对“自然界”“大自然”寻求真知。只是,在更早的时候,人们是用“格物穷理”的“物”和“理”去表示认识的对象——“自然”;当接受了日本的译名之后,人们则越来越多地用“自然”去表述认知的对象和客体。在这一点上,严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他是直接从英语世界翻译、移植和传播西方新学,且主要用“天”“性”“天然”“天行”等词汇去理解和翻译“nature”和“natural”。在日译“自然”“自然的”词汇在中国很快传播和流行起来之后,严复也开始让步并接受日译“自然”的译名和用法,以“自然”为万物的存在和实体。如他解释说:“吾所接者,万法诸缘萃成一体,名曰自然。”(11)这是以“万法诸缘”为实体“自然”。在《〈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1906年)中,严复主张人们要面向“自然”去求知,并对“自然”作了界定。(12)很明显,这里的“自然”都是用作客体和对象等实体的意义。严复还使用了“自然公例”“自然律令”“自然规律”等词组(13),这是以实体意义上的名词“自然”作定语使用。

   用作自然界、大自然、物理世界等现实存在和实体意义上的“自然”,是近代中国“自然”概念整体意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中国古代语境中的宇宙、天、天地、物、万物、有等概念,都有指称一切现实存在和实体的意义,清末以后这些概念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还被使用,但很快它们的这种意义都被凝聚和统一到“自然”(“物质”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一概念中了。主要指称“万物”实体这种意义上的“自然”,是中国近代的“自然”同中国古代的“自然”的一个很大不同,也是西方的“自然”同中国古代“自然”的一个突出的差异。确实,中国古代语境中的“自然”主要不是用作万物“实体”的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说这种“实体”意义上的“自然”在中国古代语境中“完全”没有。

   按照张岱年对古代中国“自然”概念意义演变的考察,阮籍就为“自然”赋予了“天地万物的总体”的新意义,用“自然”指称“至大无外的整体”,认为“天地万物俱在自然之中”。(14)阮籍说的“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的“自然”确实是指称实体——天地和万物。(15)葛洪《抱朴子内篇·畅玄》把“玄”看成是“自然之始祖”和“万殊之大宗”。“自然”与“万殊”相应,它们都是“玄”创造的,其“自然”类似于存在,具有实体的含义。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诗中的“自然”也有可能是指田园和田野。根据这首诗中的“丘山”“旧林”“故渊”“南野”“园田”等,再结合陶渊明歌颂和向往田园的大量诗文,诗中最后一句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然”,也许是用作自然世界,顾彬就是这样解释的。(16)但也有可能它不是这样的意义,它是指人的“性情”,就像《形影神》中说的“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和《归去来兮辞》中说的“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那样。(17)江总的《修心赋》中使用的“自然”也有可能是用作实体意义的植物、云日等自然:“果丛药苑,桃蹊橘林。梢云拂日,结暗生阴。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间之荒杂。”(《陈书·江总传》)(18)成玄英将“自然”与“天”和“万物”看成是彼此可以互换的概念:“夫天者,万物之总名,自然之别称,岂苍苍之谓也。”(19)这里的“自然”也有万物实体的意义。由上可知,中国古代语境中的“自然”也有用作万物实体的意义,只是比较弱些罢了。

  

   事物原本或固有的特质——“自然”即人和万物的本性

  

   中国“自然”在古代语境中虽然主要不是用作天地、万物等一切现实实体的意义,但它确实又同天地、万物、万有等“实体”概念密不可分。西方的“nature”术语当然是极其复杂的。(20)汉语的“自然”一旦成为“natuer”的译语,相应地它就要承载“nature”的各种各样的意义,这其中就包括它具有的“本性”“本质”这一非常重要的意义。晚清传教士编纂的早期英汉辞典,乃至清末中国人编纂的英汉辞典,都不是用“自然”,而是用“宇宙”“天地”“物”“万物”“万有”“天然事物”“万象”和“物理”等来翻译和表示“nature”的实体的意义,也不是用“自然”而是用“性”“性理”“性情”等表达“nature”具有的事物的“本性”“本质”的意义。这说明这些辞典的编纂者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古代的“自然”本身也具有事物的“性”“本性”等含义。事实上,中国古典中的“自然”从比较早的时候开始就具有了事物原本的、本来的“性情”“本性”“特性”等的意义。这是中国“自然”整体概念的第二个重要含义。

“自然”作为事物的固有特性和本性,一方面是就人而言,一方面是就物或万物而言。前者是从《庄子》开始的,后者则比较早地出现在《文子》中。老子和黄老学都没有“本性”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在早期儒道哲学中,表示万物本性和本质的概念主要有儒家的“性”、道家的“德”和“人情”概念,它们又同“生”的概念相关。从表达万物的“创生”(“天生庶物”)的“生”到所创的“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的“生”,从“物之性”再到“人之性”,中国古代很早就用“性”去表示“物的本性”“人的本性”等意义。(21)相对于“生”和“性”,老子创制的“自然”这个词是晚出的,而且他的用法中也没有表示“物性”和“人性”的意义。一般我们认为老子及其道家的“德”具有“物性”“人性”的意义。庄子的“天德”是其中之一。“天德”可以解释为“天的真德”或“天的真性”。《庄子》外杂篇使用的纯朴、纯真意义上的人的“天”和“性”,是“天德”的同义语。黄老学不仅有物之德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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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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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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