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静: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资源综论之儒家篇(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 次 更新时间:2019-06-23 23: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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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静  

   内容提要:“究天人之际”是中国传统哲学共同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基础。尽管“天”在传统哲学中具有多重含义,但是这些含义在根本上都是基于自然及其规律来理解的。因此涉及天人之际的思考就不可能脱离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实践也正是通过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界定得以展开和开展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哲学。儒家生态思想是儒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既是儒学内在的理论逻辑,又是儒学基本观念形成的价值根据。因此儒家生态思想资源广泛分布于儒学的经典与诸子们的思想阐发当中。通过对这些经典及其诸子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大量的有益信息。这些信息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且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 键 词:天人关系  儒家生态思想  生生  仁  礼

  

   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知,一般有两种比较典型的观念,一种是自然与人相亲的观念,另一种是自然与人对抗的观念。严格来说,这两种观念在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体现着人类在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与自然万物万象之间必然存在的复杂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同样也存在这两种不同的认知倾向,但是总体上,由农耕民族的特点所决定,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这一文化的基调。在本土文化当中,儒家与道家是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文化流派,这两大文化流派均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传统,其思想蕴涵深切的人文关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文关怀乃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把握,亦即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而得以展开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然主义的,自然是文化的价值根据,文化是自然的言说和开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儒道文化必然需要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出合理解说,以为其立论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正是我们认为其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的理由。

   本文着重揭示儒家生态思想资源及其特质,道家生态思想资源的阐明将另文撰述。

  

   一、儒家生态思想资源的基本特点

  

   儒学是对儒家思想体系的总括性称谓。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儒学的理论表达虽然几经调整,但实则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与文化精神。其思想内核与文化精神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奉天承道、仁以施为。也就是说,天道、仁(有认知与实践能力的)人是儒学的必备要素。因而,作为儒学基本组成部分,甚至是立论基础和价值根据的生态思想也必然会贯彻这一思想内核与文化精神,围绕天道、仁与人三要素展开论说。这一点也从学者们对儒家生态思想阐扬的角度上得到反映。例如,“天人合一”的角度、阴阳和合的角度、同胞物与的角度、成己成物的角度、顺天守时的角度、裁成辅相的角度、古代生态制度法规的角度,等等。由此我们总结认为,儒家生态思想资源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坚持《周易》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理念,二是通过“仁”或“理”理顺天人关系,三是规范人类活动实现天人和合,生生不息。

   首先,就第一个特点来说。《周易》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化典籍,其原初的功能是占断吉凶、预测人事。占筮是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在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之间构建起某种相对确定的相关性,以实现对人事发展趋势的预测。因此在《易经》的卦爻辞中呈现了大量时人社会生活的情境,通过对这些经验情境进行想象和体贴,后人就可以较好地理解古人所谓吉凶的基本规定,理解他们关于自然与人关系的基本观念。《易经》言简意赅,象意丰富,辞意深奥,给了后人广阔的解释空间,因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源头活水,更有学者直接指认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易文化传统,认为《易经》确立了“一个通过数和象奠定的宇宙万有统一于道的系统的认知结构”①,其为后来的文化思想的生发提供了包括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基本逻辑以及思维模式等在内的原始框架,《易传》则是对这一认知结构与原始框架的集中概说②。《易传》而后,《周易》经传合体,尊为儒家六经之首,凡欲究天人之际者皆由以阐发。因此可以说,《周易》奠定了儒家生态思想的基调。

   《周易》经传所体现的关于自然与人关系的基本理念包括:(1)自然与人异体同质、相感互通。(2)自然有着内在的规律性秩序性,人的活动受其规制。(3)阴阳的动态平衡是实现自然与人持久发展(生生不息)的根本之道。(4)自然的运动与人的自主活动是影响人类命运的两大基本因素③。人的活动只有自觉与自然运动相配合,才能成己成物、共生共荣。大概地说,先秦儒学以孔孟荀为代表,在(2)(4)方面多有阐述,强调人的活动要顺天应时,备天之养,全天之功,成天之德;汉代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在(1)(3)的基础上发展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强调天人相须互动以实现长治久安,并在(2)与(4)的基础上将天道秩序拓展到社会生活,确立起三纲五常的社会生态;宋明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对《周易》思想的阐发,因此从四个方面均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发展出气本论、天人一体论等,使“天人合一”观念得到进一步的穷究、充实和完善。理学更加突出人对自然之道,即自然运动规律、机制、本质等的认知,而心学更加突出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将天本论导向了人本论。整体来看,与儒学的精神品质相一致,儒家生态思想贯彻了《周易》的“天人合一”理念,在对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采取的是一种辩证平衡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承认自然与人的内在统一,又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对于整个世界的现实存在所起的作用不同。自然所行的是无为化育之功,而人所行的是有为参赞之功。没有自然,万物无以为生,没有人万物无以成其所是,因而从人的存在论立场来看,二者皆不可偏废。而对于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从儒家诸子对人性的考察来看,他们又非常重视人性当中存在的与天道相背反的倾向,并将之视为可能导致自然与人均无法实现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基于此种认识,儒家生态思想非常强调人的自觉反思和责任担当,这一方面是对人的精神品质的肯定和积极作为的鼓励,另一方面也是对人的消极倾向的遏制。

   其次,就第二个特点来说。众所周知,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被贯彻到儒家思想的全部理论当中。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仁”有诸多解释,但主要都是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提出的,也就是说孔子所谓的“仁”主要是就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处理提出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爱是仁的本质,仁之爱并非墨家的兼爱,而是有差等的爱,这种差等主要不是指量上的区别,而是质上的差异,或者说有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即先巩固亲亲关系,然后将亲亲关系的相爱模式推扩到其他关系当中。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推扩的机制,才有了将仁爱精神推扩至有关人类生存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自然关系)当中的可能。“仁”的范畴并不是从天而降或者孔子凭空想象出来的。孔子对于西周的礼乐制度非常倾慕,并且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虽然文献显示孔子似乎在晚年才开始重视对《易》的文本研究,但是西周的文化与《周易》的人文精神是贯通的,因此虽然仁的直接来源应该归于孔子对西周礼乐制度的本质精神的体悟,但是其间接来源则可追溯到《周易》的人文精神。事实上,从《易传》中呈现的孔子对《易经》的诠释已经可以看出其仁学思想的注入,以及其仁学思想与《易经》基本理念的内在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主张的仁爱当然又不应仅仅理解为“泛爱人”,也必然会反哺式地推扩于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达到泛爱天下苍生。诚如戴震所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④儒家生态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的。

   由于先秦儒家对于自然(天)的理解具有某种神秘化倾向,视其为既具有自然性也具有人格性的复杂存在,因此由仁出发,人于功利目的上为了自爱(自保),必须对自然保持敬畏与服从之心,如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论语·八佾》)。这里的“天”既有自然意,也有人格神意,这就相当于承认天命(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联,从而将天人关系设定为道之源与道之践行者的关系。为此,人要奉行自然生生之道(德),不仅对人,而且对自然万物都要心存爱惜护生成全之意,即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宋明学者甚至直接对仁作实体性理解,将仁与植物的果核、种子联系起来,认为仁包含着生意,如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⑤,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⑥,程颐说“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⑦,朱熹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⑧,罗汝芳说“盖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无处无时,不是这个生机”⑨,诸如此类。由于儒家的仁学与礼学是紧密相关的,仁为礼之质,礼为仁之表。因此生态意义的仁也会通过礼制反映出来。比如祭祀之礼中体现的敬天承祖、慎终追远,实际上就是感激自然与祖先赐予的福祉和给予的护佑;乐礼崇尚的中正平和实则对自然界美好秩序与和谐关系的赞美,正所谓乐者,天地之合;传统婚礼的礼仪称之为“拜天地”,夫妻双方第一拜就是拜天地,其次才是拜父母和夫妻对拜。这也能够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被赋予了生生之源的重要意义,诸如此类。在政策制度上礼制也要求克制人的不合理的欲望及其为满足欲望进行的不合理的活动,坚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基本原则,以“不枉杀”、“以时禁发”、“畜养”、“驯化”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天人和谐、永续发展。先秦儒家的这种生态思想为后世儒家贯彻始终,秦汉以后自然与人的关系被进一步伦理化,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从理论上论证,“天子”之所作所为只有顺从天意,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确保其江山永固、国泰民安。否则天就会降下自然灾难,以示惩戒,致使民怨沸腾、政治动荡。宋代张载进一步在形上层面将自然与人的关系界定为亲子关系,称乾父坤母,由此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则为民胞物与的关系。宋明理学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阐明仁的本质、生发机制、价值根据,进一步提出了“理”这一范畴。他们通过对自然的本质及其运动机制的深入探讨,在为“仁”提供本体与价值的形而上说明的同时,也清晰地呈现了天人关系的双向互动逻辑。因此可以说宋明儒学的生态思想是儒家生态思想最深刻的表达。

   最后,就第三个特点来说。儒家是具有现实主义品质的学派,特别强调在现实生活当中安顿人的精神追求,因此,其理论充满了达则济世救民、穷则明哲保身的基本精神。而真正的儒者同样是彻底的实践派。由此不难想象,儒家生态思想绝对不会只是某种审美意义上的寄情或纯粹道德意义上的空谈。儒家生态思想与儒学其他组成部分是内在贯通的。儒学以仁为本的实践品格可以归结为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明确指出的为仁之方,其根本在于将具有仁之本质的礼作为行为基准,当与外界发生关系时,严守相应的礼,非礼不为。由此,在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时,也应当有礼可据,非礼不为。这种非礼不为就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给人的行为确立底线。此外,义是克己,即规范人类行为的又一准绳,并且由义的界定来说,义更是一种由事物自身所形成的客观规定。《中庸》说“义者,宜也”,朱熹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⑩。只有在行为上遵循礼的规定和受义的制约,儒家生态思想才能真正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

现代人类学家明确指出,人类之不同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其欲望不止于生理层面的自然限制,而会在人文层面得到无限的拓展和深化,也就是说,人类的欲求会随着自身社会活动(人文活动)的开展与发展而不断丰富和精致化。人类学家称这种特征为“非特定化”,实际上就是缺乏先天规定性或者说具有无“止”性。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一特性驱使人类不断创新突破,使得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发展,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种群;但从消极方面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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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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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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