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书写文明的新变与士人文学的鼓起?

挑选字号:   本文共阅览 44 次 更新时刻:2019-06-24 0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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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苏东  

   内容提要:以战国至汉初公羊学为代表的前期《春秋》学树立起一种根据“私家道书写”的文本阐释体系,不只“作者”的形象由此树立,“书写”也被从头赋予愈加丰厚的文明内在,成为士人存续道统、一起也完成自身价值的重要办法。与根植于宫殿文明传统的职务性、程式化书写不同,这种私家“著作”着重个人价值的独立呈现,倡议个人化的书写风格,而读者也需求经过对这些个人化书写办法的把握来领会书写者的共同用心。从前期文学开展的全体视域看来,环绕《春秋》打开的一系列阅览与阐释办法的改造成为孕育前期文学理论的温床,在文本的功用、方法与承受等多个层面均深刻影响了士人文学传统的树立,值得引起文学史研讨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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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学术史上,“书写”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曾经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论题。林传甲在《我国文学史》(1904)中以“书契发明”为文学史之开篇,高标“书契开物成务之益”;①章太炎《国故论衡》(1910)则对这种全部“著于竹帛”者皆为“文”的观念进行了体系证明,②着重“书写”是“文”得以生成的条件与标志,并将包含表谱、簿录等“无句读之文”在内的全部书写行为均归入文学范畴之中,③“书写史”由此成为文学史叙说的根本主线。与此一起,仪征潜力刘师培在其《论文杂记》(1905)中则发扬乡贤阮元之说,④力倡“文笔之辨”,在将“韵语俪词”树立为“文章”正宗的一起,也将语、论等“杂著”扫除出文学范畴之外。⑤根据对“声教”传统的着重,刘氏认为“记诵之学大行,而我国词章之体,亦从此而生”,⑥“书写”并非界定文学范畴的规范,仅仅口头文学开展到适当水平后的一种物质化手法罢了。阮、章各持一端,亦各有附从及谐和者,⑦“书写”的文明内在遂成为学界重视的论题之一。

   不过,跟着“新文明”运动如火如荼,章氏文学观渐成“羲皇上人”,刘师培关于词章方法的着重亦为陈独秀“平易的、抒发的国民文学”观所替代。⑧在学风转化之际,因为胡适着意证明“国语文学”、“白话文学”的正当性,根据白话的神话传说、民歌、乐府、词曲、白话小说,以及具有白话化倾向的部分诗文被刻画为文学史演进的主线。“书写”不只在此进程中显得无关宏旨,乃至因其开展出“白话”这种“死文字”形状而被视为束缚“国语文学”开展的“大不幸”。⑨胡适的这一思路深刻影响了尔后我国文学史的研讨路向,⑩虽然不似胡适般急进,但以根据白话演进的“活文学的前史”而非根据书写传统的“死文学的前史”主导文学史叙说的观念在必定程度上仍被广泛采用。(11)这一观念又与20世纪初黄人、朱希祖等对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介相结合,(12)被视为“杂文学”的各类“书写”遂被扫除在文学史叙说的干流之外。除了在风格学层面尚见谈论外,“书写”自身也鲜少成为文学史研讨的根底视角。

   风趣的是,即便是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中,“私家道书写”,亦即私家“著作”的呈现仍被遍及视为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含义的事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原道》以及《文史通义》的《诗教》、《言公》、《文集》诸篇中均论及“古忘我门著作”的问题,(13)唯在态度上则视“著作”为“言公”这一古典传统逐渐式微的产品。余嘉锡《古书常规》将这一论题落实到对前期文本形状的调查上,在对“古书不题撰人”、“古书不皆手著”等现象进行证明后,余氏亦将其归因于古人不求显名的“质朴”心态。(14)罗根泽《战国前忘我家著作说》(1931)虽仍取章氏之说为引论,但其态度已变为视诸子著作为“思救世弊,应时而出”之作,(15)对其文学史含义的点评亦转向活跃。罗氏此文成为这以后文学史叙说的根本范式。(16)简言之,战国曾经文本的遍及阙名反映了前期文本的生成机制:《书》中的训、诰、誓、命是宫殿中的工作书写者对其所“闻”王公贵族慷慨陈词的记载,《孙子》、《论语》、《孟子》、《墨子》则是弟子、后学对其所“闻”圣贤格言的笔录,而不管是贵族仍是圣贤,他们都不必亲身介入文本的书写进程。在以这些文本构建起的前期文学史与文学批判传统中,不管是“辞达罢了矣”,仍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7)着重的都是“言说”而非“书写”的艺术。终究文本由谁“书写”,这虽然成为后人关于文本的生成年代及其可靠性加以评价的关键因素,但在其时的文学现场中却未必具有中心含义。一个根本共同至此足以提醒——文学并非天然与“书写”相关,“书写者”也并非天然便是文本的操纵。这两种景象的改变,均有待于以士人为主体打开的私家“著作”之风的呈现才得以发作。

   根据私家著作的呈现所具有的文学史含义,学界现已从政治史、社会史、思维史等外部层面临其打开了许多研讨,(18)但遭到文学史研讨全体范式的影响,从“书写史”、书本史等内在、微观层面打开的研讨好像尚不多见。发生于宫殿文明中的“书写”怎么从一种行政技术改变为士人完成自我价值的重要办法?在后世文学史中被视为当然的私家“著作”开始怎么取得其合法性?从“言说”到“书写”,前者根据一种互动的现场语境,后者却是孤单的个人体会,这种文本生成办法的改变明显并非咱们幻想的那样天经地义,那些富于才智的士人们,是他们失掉听众了吗?仍是他们发现了“书写”的某种共同奥妙?更重要的,作为士人文学传统得以树立的根底,“著作”的文明内在是依托于哪些文本、在何种布景之下得以树立的?这一进程关于士人文学创作传统与批判办法的构成具有哪些影响?看起来,这些问题并不简单答复,其间许多细节或许永久难以探明,但关于咱们了解前期文本的生成办法以及士人文学传统的树立却具有重要含义。因而,咱们有必要回到林传甲、章太炎等关于“书写史”的重视中,一起学习20世纪中叶欧美学界鼓起的书本史研讨,(19)从头调查私家“著作”的文明内在得以树立的进程及其含义。

  

   一、缄默沉静的书吏:宫殿文明中的前期书写

  

   “书写”终究意味着什么?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学术界争议较多的论题之一。就现在把握的资料来看,书写在不同文明的前期传统中承当的功用存在差异,(20)纸草上的古埃及文字大多与颂神、祝祷等宗教性业务有关,泥版上的苏美尔年代楔形文字则有七成半是商业和行政记载,(21)至于两河流域的乌鲁克、高拉、苏萨等前期文明,以及美洲的印加帝国则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开展了千年之久。这种份额上的失衡当然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有关,但也多少闪现出不同文明开展形式的差异。就我国的书写传统而言,西方学界根据文本物质载体的不同,将前期我国的书面文本分为卜辞、铭文、刻石等“硬文本”以及简、牍、帛书、纸书等“软文本”,前者具有激烈的典礼功用,后者则更具实用性。李零参阅此说,从功用层面将前期书写区分为“记载性”与“纪念性”两种类型。(22)简言之,所谓“记载性”文本,即根据“备忘”的意图,将各种信息书面化的产品。国家在权利扩张的进程中会呈现许多信息,例如诏令、刑律、占辞、谱牒、户档、赋税、天象、舆地、物资、时令、农术、药方、兵书等等,它们不只数量巨大,对准确性又有较高的要求,明显是人类回忆难以驾御的,“书写”遂成为国家办理的一种重要办法。(23)甲骨卜辞中已呈现史、太史、四方之史、作册等与书写相关的职务,《尚书·多士》载“惟殷祖先,有册有典”,(24)《左传》载伯禽受封之物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25)曹刿更以“君举必书”作为束缚君主的一种办法,(26)闪现在商周时期,“书写”已成为宫殿中根本的行政办理手法。

   所谓“纪念性”文本,也可称为“典礼性”文本,是近年来颇受学界重视的一种文本书写现象。巫鸿在谈论我国古代艺术与修建时运用了“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一概念,而在文本书写的范畴,相同存在这类旨在向读者(或许称为“观众”更为适宜)宣示威仪的文本。它们除承当记载性文本所具有的备忘功用外,更是各种典礼的组成部分,在助成典礼的表达作用的一起,也凭借其特定的物质载体在时刻层面延宕典礼的现场感。许多的青铜铭文以及石鼓文、诅楚文(石刻)、始皇石刻、侯马盟书(玉片)等均归于这一类型。以盟书而言,《周礼·春官》以“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禬、禜之祝号”,《秋官》又以“司盟”“掌盟载之法”,(27)《左传》中则有外史掌恶臣、祝襄、司盟、太史等担任盟书的书写。它们的正本常常经过“坎血加书”等典礼而加以埋藏,(28)副本则“藏在周府,可覆视也”。(29)不管是揭露典礼的严肃性,仍是其副本的储藏准则,都赋予这种文书以特殊的公信力。襄公九年(前564),晋士庄子与郑六卿盟,荀偃欲改载书,公孙舍之认为“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30)襄公十年,郑子孔当国,一度欲“为载书以位序”,后诸大夫不从其政,子孔乃不得以承受子产的主张,“焚书于仓门之外,众然后定”。(31)此外,《左传》中还记载了子产铸刑书之事,将刑律成文并刻铸于彝鼎之上,将其置于国人能够见到的城市公共空间中,这明显不只仅对刑律内容的发布,也是对国家权利的一种宣示。

   虽然这两类文本在形状、功用与传达办法等层面都存在差异,但它们中的绝大大都均是官方文本出产机制的一部分,是宫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详细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

   榜首,书写是一种职务行为,既是特定的权利,也是需承当的责任。许慎言:“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32)将书写的呈现与百官的树立结合起来,而“事”、“尹”、“史”、“吏”等字在甲骨文中均作执笔之形,更可证前期社会中“书写”与职官之间的重要相关。

   第二,在长时间工作化的书写实践中,各种文本均依其功用逐渐树立起程式化的书写编制。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尚书》被视为文体观念开始树立的标志性文本,但从书写文明的视点来看,除了偶然对时空布景略作告知外,《尚书》各篇的主体内容实为“记言”,故其多样化的文体风格实为所载言语的“语体”差异,至于其书写编制,实较为共同,特别是“王若曰”、“王曰”、“周公若曰”、“公曰”等引语的运用,更具有程式化的颜色。又如《左传》中常见的载书,大多先简叙两边责任,尤多以“毋××”等禁制性言语为辞,最终以“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等威吓性诅辞作结,(33)相同具有程式化特征。至于《左传》中孔子在谈论董狐的史策书写时,也提出所谓“书法不隐”之说,这儿的“书法”即史策的书写编制,从《春秋》、《竹书编年》、清华简《系年》等文献看来,史策的书写确有相对固定的编制可循,(34)其他如卜辞、铭文、谱牒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规范化的书写倾向。能够了解,关于记载性文本而言,这种书写办法既能够确保国家行政的功率,一起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完成书写复原本相、辅佐回忆和作为存证的中心功用,防止书写者个人书写习气、修辞风格对文本发生的影响;而关于典礼性文本而言,典礼自身就着重一种方法上的规范性,这也天然要求其运用的文本具有必定的程式。

   不过,虽然商周宫殿中的工作性书写遭到各种程式的束缚,但在实践书写的进程中,书写者却常常运用各种书写技巧,隐秘地将其对所书人物、事情的情感态度体现于笔下。吉德炜在对商王卜辞的研讨中指出,不只大都验辞的书写具有显示王权的夸耀性颜色,在少量武丁时期的卜辞中,贞人也经过对部分未应验验辞的书写来闪现其对王权的某种应战。(35)林甸甸在对甲骨卜辞的修辞术进行体系整理后指出,“从前期我国的书写传统来看,修辞的发生和开展,并不是一个从无到有,从质朴到繁复的单线进化进程。在极简的甲骨卜辞文本中,现已存在清晰的修辞意图。”(36)此外,陈桐生关于《尚书》、金文的研讨也指出商周宫殿中训诰的书写相同体现出必定程度的修辞性,(37)可见即便是卜辞、铭文、训诰这样典型的公共性、典礼性文本,书写者也常常将个人的书写风格灌注于文本之中。

当然,不管宫殿文本的书写者在现实层面上怎么发挥他们的修辞技巧,(点击此处阅览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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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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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历: 《我国社会科学》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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