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华: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新论

挑选字号:   本文共阅览 116 次 更新时刻:2019-06-24 0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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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华  

   内容提要: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承继了唐前昭君故事“昭君怨”“青冢情”“画工恨”三大主题,一起又融入了吐蕃操控下敦煌民众的实在情感;大致作于834年左右,是在蜀地昭君“改变”故事情节上的再创造;是吐蕃操控后期撒播于敦煌区域的昭君故事,与后世同类体裁著作是同源异流的联络。

   关 键 词:《王昭君变文》  创造时刻  蜀地“改变”  故事传承  Wang Zhaojun Bianwen(《王昭君变文》)  creative time  transition in Sichuan  story inheritance

  

   敦煌P.2553所抄王昭君故事残文,《敦煌掇琐》拟题《昭君出塞》[1]107,《敦煌遗书》第一集拟题《小阐明妃传残卷》[2]125,《敦煌变文集》(1957)拟题《王昭君变文》[3]98。尔后,学者们均以《王昭君变文》为题。该篇以《汉书》中王昭君故事为资料,充沛吸收民间传说,在原有情节上斗胆改编、烘托,使故事性大大增强。近百年来,学者们对《王昭君变文》的研讨多会集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时刻,二是在昭君故事传承中的效果。本文在诸家研讨的基础上,将《王昭君变文》创造时刻定于834年左右,时为吐蕃操控敦煌后期;并将其与后世昭君体裁著作进行比照,指出它是在蜀地昭君“改变”情节上的再创造,是撒播于吐蕃操控时期的昭君故事,与后世同类体裁著作是同源异流的联络。

  

   一、敦煌本《王昭君变文》内容调查

  

   史籍中关于王昭君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但情节都很简略。历经《后汉书》以及《琴操》等唐前诗文、民间传说的逐步演化,唐曾经有关王昭君故事的主题会集在三个方面:即“昭君怨”“青冢情”和“画工恨”。①

   入唐今后,有关王昭君的诗文愈加盛行,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上官仪、东方虬、郭元振、刘长卿、李白、杜甫等均有王昭君体裁的诗篇传世。据统计,今存唐代昭君体裁著作108首(篇),其间诗篇105首[4]。很多昭君体裁诗篇的呈现,反映了唐代文人对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事情的重视②。中唐文人多有写公主和亲者。如:

   故土不返,乌孙之曲空传。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白居易《祭咸安公主文》)

   琵琶泪湿行声小,断得人肠不在多。(王建《太和公主和蕃》)

   塞上现在无战尘,汉家公主出和亲。邑司犹属宗卿寺,册号还同虏帐人。(张籍《送和蕃公主》)

   除上承唐前昭君体裁的主题以外,唐诗中呈现了以下新要素:一是批评和亲政策。如东方虬《王昭君》:“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必薄命妾,辛苦远和亲”,苏郁《咏和亲》:“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转更多”,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讬妇人。”二是将形成昭君悲惨剧命运的锋芒指向帝王的不念情义和昏聩。如白居易诗会集地表达了这一观念:“见疏从道迷图像,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贯恨丹青”(《昭君怨》),“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胶葛”(《青冢》),“是非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过昭君村》)。诗人们经过历史上的昭君故事来反映唐朝公主的和亲事情,并表达自己的观念,以上两点正是他们对昭君故事的新见地。

   和文人诗篇比较,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是典型的俗文学,其大致情节归纳如下:

   (前残)——出塞途中所见荒芜现象(韵)——抵达牙帐后所见塞外风光,拜为“烟脂”皇后(散)——封爵的盛大局面、昭君惆怅落泪(韵)——单于传令诸蕃非时出猎为昭君解愁(散)——昭君登高抒情思乡愁思(韵)——愁怨过度而患病(散)——留下遗言,略叙平生(韵)——昭君的遗言、单于的对答(韵)——昭君死(散)——单于哭词(韵)——昭君葬礼场景(散)——单于亲身送葬、部落前来参与葬礼的景象(韵)——汉使前来吊唁(散)——汉使宣读吊祭之词

   从故事情节来看,本文有对以往昭君故事“画工恨”“昭君怨”“青冢情”的承继,但没有唐诗中借昭君故事讽喻实际的内容,情节上与其他昭君故事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要,对王昭君在蕃中的日子进行了详细描绘。《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琴操》中尽管别离提到了昭君在匈奴所生子女的状况,单于身后昭君不肯再嫁、上书求归以及不肯从胡俗而吞药自杀等情节,但记载非常简略;诗篇因为体系所限,对塞外的日子往往一带而过,罕见详细事情的描绘。③《王昭君变文》中所展现的蕃中日子情节和内容则非常丰厚,主要有册立“烟脂”皇后、观看诸部落出猎、登高抒情愁思以及临终前与单于的对话等。如诸部落前来道贺册立的情形:

   牙官罕见三令郎(紫),领袖多饶五品绯,……搥钟伐鼓千军噉(喊),叩角吹螺九姓围……④

   各部落出猎的场景:

   环绕烟脂山,用昭君作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单于传告报诸蕃,各自排兵向北山。左面尽着黄金甲,右件(伴)纷纭似锦团。黄羊野马捻枪拨,鹿鹿从头吃箭穿……

   情节丰厚,局面阔大。一起还运用大段唱词表现昭君登高观猎时怀念故土的苦楚,以及临死之际依然不忘向单于告知“妾死若留故地葬,暂时请报汉王知”,均展现了丰厚的蕃中日子内容,较以往同类体裁著作有大大的丰厚。

   其次,描写了重情重义的蕃王形象。传世诗文中有关单于的情节简直都是一带而过,谈不上形象描写。⑤《王昭君变文》则详尽入微地描写了单于的形象。昭君入蕃后,他关心周到;昭君愁极而身后,他尽心依照蕃法举行了盛大的葬礼。除直接叙说外,文中还运用对话方法,经过单于之口直接表达对昭君的一片厚意。如昭君临死前留下一番遗言后,单于答曰:

   忆昔辞銮殿,相将出雁门。同行复同寝,双马复双奔。……凤管长歇息,龙城(笛)永绝闻。画眉无若择(旧泽),泪眼有新痕。愿为宝马连长带,莫学孤蓬剪断根,公主时兦(亡时)仆亦死,谁能在后丧(哭)孤魂。

   经过回想与昭君相伴的美好时光,表达对昭君的留恋不舍之情。汉使前来吊唁时,单于又有一番表达:“乍可阵头失却马,何堪向老更亡妻!”令使者“闻言悉以悲”。

   经过大段场景和细节的敷演,单于已不仅仅是一位民族领袖,更是一位关心入微、温情脉脉的老公形象。变文对单于人物的精心描写,有别于以往诗文中站在华夏人视点叙说昭君故事的形式,而是以塞外蕃人的眼光叙说昭君塞外日子的方方面面。联络中唐时期吐蕃占据河西诸州这一历史事情,只要身处吐蕃操控之下,“大众知单于意,单于识大众心”这一叙说视角才或许完成⑥。如这一时期的敦煌岩画《维摩诘讲经图》中,呈现了吐蕃赞普形象,并被制作在各国王子前方的显要位置;这一时期的敦煌写本中,有不少为赞普、吐蕃臣僚祈福的愿文,如P.2807云:

   伏惟我圣神赞普,祚承大业,圣备无疆;克修永固,诞应天命;威加四海,恩挟八维;流演一乘,以安大众……

   以上均表现了吐蕃操控时期的社会文化心思。应当说,王昭君故事开展至此,无论是情节仍是思维内容上,《王昭君变文》已成为独具意蕴的河西人之作。文中没有华夏诗篇中对和亲政策的批评,也没有对帝王不念情义的指斥,只要对塞外风光详尽而符合事实的描绘,着重强调昭君在蕃中怀念故土和汉帝,特别是单于形象的正面描写,都反映了吐蕃操控下河西人对王昭君故事的从头解读,其间隐含着他们自己的遭受和情感的倾吐。

  

   二、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的创造时刻及其与蜀地的联络

  

   变文云:“故知生有地,死有处,惋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尚在”,成为考证其创造时刻的重要头绪。容肇祖、张寿林、郑文、高国藩、邵文实等先生均有研讨。因为对“八百余年”的详细开始时代定见不同,学者们对变文创造时刻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可分为三种状况。第一种是从王昭君和亲的竟宁元年(前33)算起。容肇祖先生以为“从竟宁元年(纪元前三三),到唐代宗大历二年(纪元七六七),已有八百年,到宣宗大中十一年(八五七)便有八百九十年,这文大约是这时期的著作”[5]37-42。张寿林先生以为《王昭君变文》是唐末时人所作,能够代表“公元八百五十年左右的昭君故事”[6]77。郑文先生以为八百余年一般指八百零几年,八百一、二十年,乃至八百三、四十年;又结合吐蕃由强转弱的时刻,估测该变文酝酿、发生约在贞元之末,即807年,“突出了埋藏在胸中的故国之思,表达了一起的遭受之情”[7]。第二种是高国藩先生提出的以王昭君出世之年即公元前63年算起,到737年之间为“八百余年”,时在盛唐;他又据文中“突厥”呈现的时代,揣度该文撒播于初唐至盛唐之间[8]。第三种是以王昭君业绩有记载的最终时代算起。翦伯赞、张传玺二位先生以为王昭君业绩有记载的最终时代是公元前20年⑦,邵文实先生依据这一定论,从公元前20年往后推八百年,即建中元年(780),以为变文的创造时代当在此之后的数十年内;她又依据文中突厥疆界以“吐蕃为西邻”,揣度该文作于吐蕃彻底操控整个河西的建中二年(786)之后,一直到吐蕃完毕在河西、陇右的操控,与前突厥余部即回鹘的“西邻”联络完毕的大中二年(848),其间共868年为“八百余年”,即786-848年吐蕃操控河西区域之时[9]171。以上是学界对《王昭君变文》创造时刻的代表性观念,其他定论多不出上述三种⑧,仅仅对“八百余年”了解的不同,在时刻上有所提早或推后。

   作为民间“改变”伎艺的蓝本,变文的发生有一个不断改造加工的进程,咱们只能给它定一个大致的时刻。咱们以为敦煌本《王昭君变文》发生于834年前后,时值吐蕃操控河西后期。

   “变文”是说唱伎艺“改变”的蓝本。据记载,“改变”在盛唐时期现已盛行。《太平广记》引《谭宾录》云:

   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儇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改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10]2109

   可见安史之乱曾经“改变”就已在蜀地民间盛行,成为广阔民众喜爱的文娱活动。又据《高力士别传》记载:

   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顿……。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打扫院子、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改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11]120

   上述为肃宗上元元年(760)七月,玄宗作为太上皇的宫中闲居日子,“改变”和“讲经”“论议”“说话”等讲唱活动,成为其闲居排遣的文娱方法。以上两则资料可见8世纪中期“改变”伎艺在民间和皇宫的盛行状况。

   唐诗中也有关于“改变”的资料。如:

   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冤枉怨于歌。谁家少年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很多。(王建《观蛮妓》)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自恨,昭君传意向文君。(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

   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李贺《许令郎郑姬歌》)

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点击此处阅览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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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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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历: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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